S03E05 用微生物吃掉CO2，用AI对冲气候政治——清华博士生的内罗毕之旅 - 主题精读稿

前言：当气候谈判桌上坐着一位理工科博士

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当美国代表发言超时被掐麦，全场不约而同鼓掌——这是清华环境学院博士生 Younge 在内罗毕看到的一幕。本期节目由国关专业背景的 Jasmine 对话环境工程背景的 Younge，从 AI 谈判条款中"information sharing"和"data sharing"的一字之差，到用微生物吃掉二氧化碳的技术路径，再到全球南北方的能力建设鸿沟，呈现出一个与政策话语完全不同的气候治理视角：结论不是从立场推导的，而是从机制里长出来的。Younge 提出的关键判断是，AI 的环境消耗"在技术层面并不是难题"，真正的瓶颈是战略部署与治理——这一视角在被高度政治化的气候叙事中尤为罕见。

一、联合国环境大会：青年代表的三场会议全纪录 (02:11 - 10:14)

Younge 去年年底在内罗毕全程参与了三场串联的会议：11 月末的全球青年环境大会（YEA）、12 月初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七届不限名额常驻代表委员会（OECPR），以及 12 月 7 日至 11 日的第七届联合国环境大会。这三个会议都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体系下，呈现典型的多层级国际谈判结构——OECPR 先由各国代表针对 11 项决议进行多轮初步谈判，正式大会再由国家元首和部长级领导把已成型的决议推进到"水落石出"。

他以两种身份同时在场：一是入选 UNEP 儿童与青年主要群体（CYMG）全球招募的 50 位青年代表之一，二是以清华大学支队成员参与清华全盛中心与 UNEP、CYMG 首次合作举办的边会。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既在正式谈判厅追踪 AI 方面的决议，也在边会作为 panelist 分享亚洲青年专家的观点。

要用三个词形容这段经历，Younge 的答案是"东升西落"。走出国门才会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大国角色越来越明确——沉稳的风格、重要的话语权、众望所盼的大国之风。而"西落"则有一个打引号的小插曲：美国代表发言超时被掐麦时，全场不约而同地鼓掌。这个细节从侧面说明，美国在环境领域正处在一个尴尬和争议的位置。

他进一步用三个层面来描述：青年外交如何赋能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不止在谈判桌上，更体现在到内罗毕时发现当地很多地方长得像中国、司机能说中文——中国通过援助南南国家的教育和产业发展，以友好的形象承担大国责任；第三个层面是联合国自身的改革迫切性。由于美国欠费，联合国资金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古特雷斯秘书长曾警告，如果没有解决办法，今年 7 月联合国可能面临严重财务危机。围绕 UN80（联合国 80 周年）和 UN2.0（数字时代的 UN 变革）的讨论，本质上都是这种危机感的产物。

二、AI 决议谈判：当一个词改变整个意义 (10:14 - 16:23)

本届大会针对 11 项决议讨论，其中讨论最焦灼的就是 AI。AI 相关决议是今年首次被放到联合国环境大会的议程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但过程却异常艰难。

Younge 给出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谈判的 OP（议题条款）从最开始的 4 条，越谈越多涨到 16 到 17 条，最后实在谈不拢，又一条条往回删，最终回到七八条。但即便如此，大会也没有形成一个扎实的结论和下一步的制造方案。

谈判失败的原因有两重。第一重是技术词汇背后的巨大歧义——比如某条决议原文是"information sharing"，有人想改成"data sharing"，但有人觉得 data 实在太敏感了。"你可能变一个词，你这个所意味的事情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二重更根本：AI 在环境领域的应用各国都还在初步阶段，没有人有清晰思路未来 AI 究竟怎样赋能环境可持续，所以讨论内容必然宽泛，最终难以成熟。

除 AI 外，金属及矿产资源、多边环境协定（MEA）也是本届焦点。矿产的开采权益究竟应该走到哪一步，是典型的南北争议焦点；MEA 则因为在 UNEP 背景下长期积淀，除了正式决议讨论外，还有大量边会在针对特定协定进行制定。

Younge 自己在大会中的工作分四块：AI 决议全程谈判记录和会后回顾；作为 panelist 在边会分享观点；参与《全球环境青年宣言》（Global Youth Declaration），这份由清华等十余所高校青年共同参与的宣言在 YEA 闭幕时直接呈给了 UNEP 执行主任和环境大会主席；以及与联合国高层一到二级官员的 Bilateral Meeting。

三、文理结合：为什么气候治理不能只有一条腿 (16:23 - 19:05)

Jasmine 抛出一个关键问题：文科和理科之间的 gap 如此之大，在气候治理这种跨学科议题里应该如何分工？

Younge 的回答动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类比来精准定位。理科偏绝对理性——像做数学题，答案非黑即白，可以给十分也可以给零分；文科偏感性管理——像哲学命题，没法这么绝对地打分。进一步说，理科对应基础科学，揭示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文科则是在这些规律基础上提炼出的普世哲学。

回到 AI 这个例子：新质生产力确实可以起到颠覆性作用，但如果没有基于对人类和社会最本质深入洞察所建立的那套管理与治理体系，颠覆性技术就很难得到善用。

所以我觉得只有文理结合它才能让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发现得以善用。

这个观点看似平常，但放在气候谈判的具体语境里就有了锋利的含义——它预示了后文 Younge 反复出现的一个判断：技术层面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卡在治理层面。

四、碳捕集技术全景：从微生物到直接空气捕集 (19:05 - 22:36)

Younge 作为环境工程博士，给出了一份由浅入深的碳捕集技术图谱。

生物法最有未来感也最不成熟。微生物平时"吃饭"需要碳、氮、氧等元素，其中有一小部分能以二氧化碳作为碳源——它们有相应的酶和代谢通路把 CO₂ 变成自己的粮食。Younge 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一块。但生物法目前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用得非常少，因为生物太复杂、调控难、稳定性差。

碱液吸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方法，高中化学就讲过：CO₂ 偏酸性，用碱液酸碱中和即可。但成本高，还需要专门的罐子装。

材料法是目前主流的下一步方向。因为工业 CO₂ 大多从烟囱或尾气产生，可以在管道上加装吸附材料，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官能团的耦合把 CO₂ 固定下来，转化为相对稳定的物质。

**直接空气碳捕集（DAC）**是材料法的进阶版。与装在烟囱或排气管上的吸附不同，DAC 最大特点是能够捕集低浓度的 CO₂——直接从空气中抓取。清华自己的科创项目和企业家正在做这个方向。Younge 认为，DAC 之后才可能轮到生物法慢慢得到应用。

这条技术路径图的一个反直觉点在于：Younge 自己做的生物法，在他看来反而是排在最末尾的未来技术；他没有为自己的方向做商业式包装，而是诚实地指出生物法的稳定性瓶颈。这种不卖科研故事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文理结合应有的姿态。

五、AI 赋能环境科学：三层应用，从工艺优化到养 agent (22:36 - 25:34)

Younge 把 AI 在气候领域的应用拆成三类，从具体到抽象。

第一类是工艺优化。以废水处理为例，进水流速、污染物浓度、水力停留时间等参数共同决定污染物去除效率。AI 可以帮助找到最佳参数组合，使效率最大化。这是最传统、也最落地的应用。

第二类是科学发现，也是 Younge 做得最多的方向。世界上几百万个微生物里，可能只有一个能吃二氧化碳——要从海量候选中定位这种"功能微生物"，就像给人类看病要找到引起疾病的那个基因。基因组、代谢组这类大数据动辄百万维度以上，天然适合 AI 筛选。Younge 做的正是用 AI 解析环境基因组，把复杂的功能微生物定位出来并富集培养。

第三类是更一般意义上的 AI for science：让 AI 直接参与科研过程。

我现在去做科研，也会自己专门养一个 agent。我养一个龙虾吧。

这个"龙虾 agent"的说法很有画面感——专门训练一个擅长做科研、解决特定问题的 AI 助手。前两类 AI for science 偏工具，第三类则是协作者。这也是为什么在科研一线的人对 AI 的态度往往比政策讨论中的人更具体、也更从容。

六、AI 加生物的伦理拷问：从转基因到永生 (25:34 - 28:16)

AI 和生物的结合是伦理争议最集中的领域。Younge 从"相对没那么严重"的应用说起：AI 在农业中的应用——转基因、再到合成生物学中极其热门的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可能是下一代绿色生物制造的颠覆性技术，但这项技术要去编辑自然界植物或微生物的基因组。

风险在于：如果这些被编辑过的微生物流失到自然界，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对自然界来说，一切可能都像蝴蝶效应。

更进一步的拷问发生在人类健康层面。从早年吃转基因食品的担忧，到基因编辑，Younge 抛出一个灵魂问题：

假设这个基因编辑技术能够让你的小孩更聪明，你去编辑吗？

他进一步展开：有预测说人类可能在未来十年内破解永生的秘术，知道怎样编辑才能永生。那么问题是——我们允许用这项技术去解决这件事情吗？这不是抽象的科幻设问，而是一个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必须站队的选择。

七、降低 AI 环境影响：技术方案已经在那里 (28:16 - 31:59)

这是本期最反政策话语的一段。Jasmine 抛出第七届环境大会的一项决议：呼吁各国降低人工智能的环境影响——AI 数据中心消耗巨量水电，产生电子废弃物，依赖大量矿产资源。

Younge 的判断很明确：在技术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难题。他给出三组具体方案。

水资源方面，AI 冷却水是有利有弊的。热泵技术可以把冷却计算机集群后的温水作为储能方式，用于其他需要保温的场景。冷却水不再是废物，而成了热能储存介质。

电力方面，算力集群与可再生能源中的光电、风电结合是一个极佳组合。光电风电本身有波峰波谷、不稳定——这在新疆特别显著——而算力恰好可以作为调度和储能的一端。把光电、风电的不稳定能源储存与算力调度结合起来，已经有不少项目在探索。清华自己就有一家初创企业做这件事，据说规模已经不小。

电子废弃物与矿产资源方面，资源回收的技术方法已经成熟。Younge 博士考试时抽到的题目就是用微生物回收废弃物中的贵金属或矿产资源。国家层面也成立了智能循环集团，推进国家级项目。

但他紧接着给出了本段最核心的判断：

技术能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缺的就是我们怎样去战略性的部署和管理。

这些技术能否让 AI 的环境影响最小，甚至让 AI 反过来帮助环境可持续性，是未来政策管理领域非常热门的研究话题。换句话说，气候议题的瓶颈在治理而非技术——这个判断在这期节目里反复出现，构成了 Younge 整个思考框架的核心。

八、政治与科学的张力：为什么大会结论停在纸上 (32:02 - 36:28)

Jasmine 从关键矿产的国关视角切入一个根本矛盾：为什么 IPCC 召集全球科学家撰写的政策建议，大部分没能在政府间谈判或 COP 大会得到落实？

Younge 的观察是 UNEP 和联合国环境大会同样如此。他们会后工作组（SWAMG）内部讨论最多的，就是"非常冗长的无聊的一个谈判，最后却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他从中国代表团那里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如果只学政策而不懂技术，很多专业词汇背后的逻辑你是不懂的——比如深海采矿、放射性资源、废物化学品。没有科学技术和工程的支撑，你无法判断自己应该代表国家采取怎样的谈判立场。科学不是政治的装饰，而是立场判断的基础设施。

至于为什么结论难以落实，有几重更结构性的原因。第一是"在大会上 advocate"和"回国内落地"之间存在 gap，每个国家都要和国情结合，怎样有所为、怎样有所不为，情况各不相同。第二是产生实质性成果——无论决议、组织架构还是公约——对任何国家来说投入的人力物力和协调成本都不小。第三是现实的悖论：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基础事务都没解决，再到国际上推动多边协议极具阻力、也不现实。

于是大量大会提到的内容只能停留在纸面。

九、南北差异：能力建设与"有区别的责任" (36:28 - 40:12)

南北方国家的立场差异，在谈判现场体现为几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第一个是 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设）。这不只是南方国家的问题，中国偏远地区也会碰到类似困境——某种环境污染如何解决，从技术层面、人才层面、专业知识到资金，南方国家普遍缺乏。北方国家的环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他们愿不愿意提供支持和援助？提供之后能获得什么优势或好处？这是国际谈判中反复争议的根本问题。南方国家常常提的 Knowledge Sharing 和 Capacity Building，落到北方视角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第二是"有区别的责任"。北方国家经常指责南方碳排过高、应该承担责任。"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关键词在国际场合被反复提起，但如何界定、如何设立标准，是多边机制（比如 UNFCCC）下最困难的部分之一。这和前面提到的 MEA 多边协定困境是同构的。

第三是一个隐藏的张力：部分北方国家、发达国家正在尝试把气候环境议题政策化、政治化，从这个方向发力。Younge 没有点名，但对话的潜台词清晰——科学问题被政治绑架，是气候治理最大的陷阱之一。

十、青年外交：在和平世界上做长期投资 (40:12 - 42:45)

Jasmine 问了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驱动 Younge 一直做青年外交相关工作？

Younge 的回答从一个长期困扰他的困惑出发：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和不同国家的朋友，在私下是很好的朋友，甚至无话不谈，但是当走到国家的层面，就变成了不可协调的矛盾？

他在青年工作中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答：青年外交赋能大国外交，是一个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工作。

在我们青年时期能够建立这份信任和相互理解，其实在于未来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国与国之间做这种关键决策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够扳回历史上的一局。

这是一个时间维度很长的回答——今天的青年是未来的关键决策者，今天建立的信任是未来谈判桌上的筹码。Jasmine 用一个更直接的表达总结了这个逻辑："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十一、给关心气候的人：扎根实践，做成一个项目 (42:45 - 48:09)

节目尾声，Jasmine 抛出一个对听众有用的问题：气候问题没有过时，那普通人该怎么做？

Younge 自己也曾迷茫。信息爆炸时代，好多事情都能做，但好多事情前景又都不明朗——这是这一代人共同的疑惑。他给出的关键词是：实践扎根、耐住性子、沉下心。

他的论据来自现实的需求端：无论 NGO、国际组织还是央国企，在工业园区脱碳、太阳能园区建设、碳核算等领域，大家都是从零到一、摸着石头过河。没人真的清楚一个工业园区怎么建成零碳园区、怎么平地起高楼。正是在这种混沌里，需要的是愿意一步步拆解、扎根基层实践的人。

这个不是说我在国际论坛上、国际会议上谈谈而谈能行的，而更多更长期时间是你真的看准这个领域，就比如说我要去污水处理厂，我可能待个半年一年，知道怎样去把它变成一个脱碳甚至脱碳的工艺能够落下来。

他强调了一个关键判断：只要做成一个项目，未来就相当于指数性增长。第一个项目的价值远超线性积累。

他举了自己作为 UNEP CYMG Science and Policy 牵头人正在做的两件事作为例子。第一件是基于 GEO（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实践落地——这份由全球顶尖环境专家制定的报告，下一步如何在不同领域做出代表性成果。第二件是在数字化时代推动一个气候/碳减排追踪工具的统一框架体系——标准太难，但至少可以有一个方法论和逻辑框架的共识。UNEP 已经在推，Younge 他们希望在多边环境下普及这个框架。

尾声：持续做事本身就是答案

节目最后，Jasmine 总结了她从这期对话中得到的感受：不管做什么领域，最关键的就是要持续地做事情，只要有一次成功或一点成果，对这个世界就一定是好的。

这与 Younge "做成一个项目就能指数增长"的判断形成了一个隐秘的呼应——在一个被政治化叙事占据的气候议题里，真正推动事情往前走的，往往是那些沉得住气、愿意在污水处理厂待一年的人。技术路径已经在那里，伦理问题仍未回答，南北矛盾仍然存在，但总有人在某个具体的节点上把事情做成。这可能才是这期节目最想留给听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