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ing Digital China, with Daniela Stockmann and Ting Luo - 主题精读稿
Governing Digital China, with Daniela Stockmann and Ting Luo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一个威权国家如何治理它无法完全掌控的数字生态 (00:00 - 04:27)
核心问题：一个威权国家，如何治理一个它并不完全拥有、永远无法完全掌控、却又根本上依赖于它来实现增长、获取数据乃至维系合法性的数字生态系统？
过去十年，关于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叙事分裂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种颂扬技术动能——平台生态系统的繁荣、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智慧城市的雄心、AI 竞赛的领先姿态；另一种则警示威权管控的收紧——算法审查、无处不在的监控、以及那个被西方反复误读的社会信用系统。两种叙事都包含真相，但单独来看，它们都遮蔽了那个更深层的问题。
《Governing Digital China》正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本书考察中国国家、主要平台公司与普通互联网用户之间的三角关系，提出了比单纯的"威权数字主义"更复杂的分析框架——作者将其称为"大众法团主义"（popular corporatism），一种由讨价还价、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共同塑造的复杂均衡。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聚焦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后半部分深入分析社会信用系统。Kaiser Kuo 形容它是他读过的关于数字中国最诚实、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之一。
一、数字困境：国家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张力 (04:31 - 07:45)
"数字困境"（digital dilemma）这一概念并非 Stockmann 和 Luo 原创，而是来自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 Phil Howard 及其合作者。但两位作者用它作为全书的分析起点。
核心张力在于：数字技术天然具备一种双面属性——它一方面能够极大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让人们更容易组织、动员、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也更容易将这些观点转化为政治行动；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对任何掌权者都构成现实威胁。
阿拉伯之春期间，Facebook 和 Twitter 在中东政治动荡中的作用——无论真实影响有多大——深刻塑造了各国权力精英对社交媒体政治潜力的感知。在 Stockmann 的叙述中，中国领导层的焦虑并非独特的威权心理，而是全球治理者的普遍情绪：她在柏林与欧洲政策制定者交谈时，同样听到了对于虚假信息和网络仇恨言论的深重担忧，只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表现方式不同。
然而，威权国家又无法单方面解决这一困境。经济发展——尤其是在 AI 崛起的当下——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 一些国家偶尔会临时关闭互联网，但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长期断网的代价。这就是"困境"之所在：你需要它带来的一切好处，又害怕它带来的政治风险。Stockmann 补充说，这种依赖与恐惧并存的状态，在她与不同政治体制的政策制定者对话时，是一个跨越制度边界的共同主题。
二、打破"命令与控制"的幻象 (07:45 - 11:24)
外界通常用一个简洁的"命令与控制"框架来理解中国数字治理：党决定规则，平台公司必须服从，用户在被划定的边界内活动。Ting Luo 认为这个框架从根本上失真，因为它遗漏了整套运作机制中最关键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约束：国家没有运营数字生态系统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内容推荐算法——这些领域需要极其专业的技术能力，以及理解数以亿计用户需求的运营思维。国家机器的惯性逻辑与平台运营的商业逻辑根本不同。国家必须依赖企业来建设和维护这套系统。
第二个约束：平台公司有其自身的商业逻辑，而这一逻辑的核心是用户。腾讯、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吸引用户、留存用户、从用户行为中生成有价值的数据上——这意味着公司天然有动力去维护用户体验，不能无限度地牺牲用户利益来执行政府的管控指令。如果用户对平台失去兴趣，转移到其他平台，公司的商业模式就会受损。
第三个约束：用户不是被动的受监控对象，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的偏好和反应构成了对企业的底线压力，进而间接影响了国家能够施加的管控程度。
由此形成一个三角结构：国家坐在"驾驶座"，指明方向；但它不知道如何驾驶，所以需要企业来建设和运营系统；企业又依靠用户产生收入，因此不得不在国家需求与用户需求之间维持平衡。Ting Luo 的原话是："You can see the state as a sort of very dedicated actor connecting the state with the citizen. And the platform company also has to tailor to what we call the bottom line of the user."
Kaiser Kuo 以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曾在百度担任国际传播总监多年，他回忆说，在那个位置上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会幻想用户喜欢被完全审查的体验："当然不是这样。谈判的空间始终存在。"这不是一个关于原则的立场，而是一个关于商业现实的判断——完全被审查的平台不会有用户，没有用户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商业模式。
三、"大众法团主义"：用户视角的缺失与填补 (11:24 - 17:44)
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popular corporatism"（大众法团主义），旨在将用户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这一概念的命名本身就带有挑衅性：传统意义上的"法团主义"描述的是国家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大众"的加入意味着这套分析需要直面数以亿计普通网民的偏好和行为。
Stockmann 和 Luo 开始这项研究时，面临学界一个普遍盲区：现有关于中国审查的研究高度聚焦于国家自上而下施加的管控机制，大量工作依赖社交媒体数据——这意味着研究者能看到的，只是那些主动发帖、评论的用户（discussants）产生的内容。
但这批可见的"讨论者"在全体用户中是极小数。 Ting Luo 引用了所谓"90-9-1 法则"：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大约 90% 的用户从不发布任何内容，只是消费；9% 偶尔发言；只有 1% 是真正的内容生产者。那沉默的 90%——作者称之为"潜水者"（lurkers）——他们对系统的感知和偏好构成了一个被彻底忽视的黑盒子。
为了打开这个黑盒子，研究团队进行了约 100 场深度访谈，覆盖中国不同省份、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性别的互联网用户，以及约 30 余名专家。这些访谈不仅直接贡献了质性素材，还为设计有效的调查问卷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支撑。
此后，她们开展了一项全国代表性定量调查。Stockmann 在节目中特别强调，据她所知，这很可能是学界在中国就政治话题所能开展的最后一次此类调查。2018 年调查实施后，即便是中国本土研究者，也无法再对政治性议题开展 GPS 抽样调查。
理论层面，"大众法团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揭示了自下而上的反向依赖机制：除了国家自上而下对企业施加的控制，国家同时也在反向地依赖科技企业——这种依赖让企业成为了"顾问"（consultant）和"内部人"（insider），从而获得了在特定情境下抵制国家指令的杠杆。
四、顾问与内部人：企业如何从被管控者变成谈判者 (12:00 - 17:44)
Stockmann 详细解释了企业获得谈判筹码的两条路径，这也是"大众法团主义"中"法团"部分的核心机制。
路径一：顾问化（Consultancy）
当科技企业利用其掌握的数据和运营知识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时，它们开始进入国家的决策链条。书中以福建省为例：当地政府希望在新浪微博上宣传政绩、强调党的工作成就（"舆论监督"，yulun jiandu），但缺乏具体的实操能力——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效触达目标受众、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发布内容才能获得好效果。于是政府转而依赖新浪来设计和执行这些宣传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员工开始共同设计宣传策略，甚至提出批评意见——"这个方向不行，换个思路会更有效"。这看似是服务提供，实则是一种影响力渗透。宣传内容的设计权事实上部分转移到了企业手中。
路径二：内部人化（Insider Status）
比顾问化更进一步的是"内部人化"：当国家开始依赖企业的基础设施来提供日常的政府服务时，企业便进入了一种更深度的相互嵌套状态。这种嵌套创造了更强的抵制能力——如果企业选择不合作，政府服务就无法正常运转。书中记录了若干企业实际抵制国家指令的案例，最典型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数据整合问题上：国家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局的中央数据库，整合所有平台的用户行为数据。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选择了不完全配合，利用其"内部人"地位对这一要求进行了有效的软性抵制。
Sina 微博（新浪微博）是个有趣的案例。尽管其用户规模远不及微信（书中调查数据显示，约 99%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微信，而微博用户约占 20%），但微博由于其聚集了更具政治能量、更倾向于组织化行动的用户群体，因此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连接性行动潜力"，从而被国家视为需要优先建立合作关系的对象。
Stockmann 解释说，从用户视角来看，这一关系有一个可测量的外在表现：调查发现，相比其他平台，新浪微博和微信的用户更少观察到内容删除行为，感知到的审查程度更低。这不意味着这两个平台完全不审查，而是说它们的审查程度相对较低——这是它们与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后的一个具体结果，企业利用内部人身份在某些方面成功抵制了更严厉的管控要求。用 Stockmann 的话说，是"a reduction of censorship"而非"complete lack of censorship"。
五、调查方法论：如何在敏感环境中测量真实态度 (17:44 - 26:50)
研究团队在问卷设计上花了数年时间，核心挑战是：在政治极度敏感的中国，如何设计出受访者愿意如实回答的政治性问题。
"去敏感化"设计
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这一困难：直接问人们"你对政治的看法"，在中国的调查语境下几乎必然得到无效回答——受访者要么拒绝回答，要么给出高度社会化的"标准答案"。研究者通过大量预访谈发现，当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政治"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词汇是"时事热点"（shíshì zhèngzhì hé shèhuì rèdiǎn）和"国际新闻"。于是调查问卷完全回避了"政治"这个词，改用这两个日常词汇来问同样的问题，从而将敏感度大幅降低，同时保留了测量的有效性。
Ting Luo 将这一过程称为"去敏感化"（desensitize the question）。这看似简单，却是通过与 92 名互联网用户和 30 余名专家进行深度访谈才得出的方法论洞见。
GPS 随机抽样
抽样方法同样具有方法论突破性。中国传统民调依赖户籍（hukou）注册名单：研究者从当地政府获取居民名单，对其进行随机抽样，然后上门访谈。这一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中国存在极高比例的人口内部流动——大量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户籍仍登记在农村原籍。使用注册名单意味着系统性地遗漏了约 30% 的实际城市居住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
研究团队采用了由密歇根大学 Pierre Landry 教授等人开发的 GPS 随机抽样方法：将中国地图分割为细小的方格，然后对这些方格进行随机抽样，再到被抽中的方格所对应的实际建筑中，访谈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无论其户籍在哪里。这样就能覆盖到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最终样本中，约 25-28% 的受访者被认定为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比例与全国实际情况高度吻合。
调查实施的艰难
调查本身是一个极其耗时、昂贵、同时充满政治风险的工程。Stockmann 透露，调查因被告知"时机不对"而被推迟了三四次，甚至在最终实施当天之前，她们都不确定调查能否顺利开展。整个调查的实施是通过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中国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需要研究人员实际前往 GPS 抽样选定的地点进行面对面访谈——成本极高，时间极长。
调查于 2018 年实施。Stockmann 说，2018 年之后，即便是完全由中国本土研究者主持、不涉及外国合作者的研究，也无法再对政治性议题开展 GPS 抽样调查。调查所覆盖的政治信任、网络政治讨论等议题，如今已成为事实上的禁区。这份数据因此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复制的历史资料。Kaiser Kuo 称赞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学术成就——"quite an accomplishment"——能在如此敏感的议题上获得全国代表性样本，即便面对重重的政治压力和巨大的经济成本。
六、潜水者与讨论者：沉默多数如何看待审查 (26:50 - 30:17)
调查区分了"潜水者"（lurkers，基本不发布内容的用户）与"讨论者"（discussants，活跃发帖评论的用户），并比较了两组人对网络讨论空间的感知。
Kaiser 在节目中承认，他原本的假设是：活跃讨论者因为亲身经历了更多内容删除，应该感知到更严苛的管控，而潜水者因为较少"碰壁"，应该感知到更宽松的空间。
然而数据呈现的结果与这一直觉相反：两类用户在对讨论空间的感知上差异极小，在个人偏好上也高度一致。这意味着审查的感知并不主要由你有多活跃来决定，而更多受到其他因素——平台选择、所在地区、话题类型——的影响。
另一个推翻流行偏见的发现：中国互联网用户，无论活跃程度如何，多数都希望有更大的政治表达空间，并且重视隐私保护。"中国人不在乎隐私"的论断，在这份调查数据面前很难站立。
七、开放与信任：感知到更多空间的用户更信任政府 (29:46 - 39:24)
这是全书最核心的经验发现，也最具反直觉性：用户对平台讨论空间的感知越开放，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越高。
这与一个流行的政治直觉相悖：更严格的管控应该产生更大的稳定性，更高的服从度应该带来更强的控制力。但调查数据支持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逻辑链。
Stockmann 从理论上解释这一关系的内在机制时，引用了清华大学教授许田彤的政治文化研究：在欧洲，政治信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程序正义上——人们相信政府遵守了正当程序；在中国，政治信任更多是"输出导向"的——人们根据政府是否能够兑现具体绩效来判断其合法性。而在绩效合法性之上，中国公众还存在一种对"道德政府"的期待：政府应当是为普通民众服务的、有基本道德约束的执政者，而非纯粹的权力机器。
当用户体验到互联网治理相对开放、隐私相对受到尊重时，他们会将这种体验解读为政府正在履行这一道德责任。这一感知的形成，部分来自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协商机制：企业通过数据和产品测试了解用户的偏好底线，在国家利益与用户偏好产生张力时，拥有内部人身份的企业有动力（尽管不一定有能力）进行抵制；通过这一协商过程，国家的治理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向用户偏好靠近；这种靠近反过来提升了用户的政治信任。
从治理实践的角度，这一发现意味着：适度开放不是对管控的让步，而是一种维系合法性的主动治理策略；而"强化控制 = 强化稳定"的直觉逻辑，在经验上并不成立。Stockmann 坦言，这一发现让她本人深感震惊，因为她之前也听到过许多官员用"防范失控"来为更强管控辩护的话语——数据讲了一个相反的故事。
她在节目中直接表达了这一含义的政策层面意涵：如果中国真的走向"总命令与控制式的大哥哥数字治理结构"，政府确实可以增强对公民的控制力，但代价是失去民心——"it wouldn't be as popular"。而从她与政府官员的接触来看，中国领导层确实在意民众支持，在意政府的道德形象。这让数字开放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连接变得格外重要。
Ting Luo 从近期现实中找到了佐证：在饭圈（fandom）社区中，粉丝群体会利用举报和屏蔽机制来打击竞争对手的粉丝（doxxing）。当审查机制被单方面援用来打压某一方时，被针对的群体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对平台的信任急剧下滑，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公众反感。反过来，允许不同群体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讨论和竞争，即"部分自由化"（partial liberation），是维系公众信任的基础条件。Ting Luo 特别指出，这一观察来自书出版之后的近期现实，但与书中的经验发现高度吻合，构成了对"大众法团主义"框架的现实检验。
八、社会信用系统的真相：两套子系统而非一个黑镜 (39:24 - 49:43)
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 System，SCS）是被西方媒体最严重误读的中国政策议题之一。那种"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统一分数、生活各方面都受其控制"的黑镜式叙事，在书中被系统性地澄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系统
Ting Luo 从历史背景入手：中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西方的个人征信体系（如 FICO 评分）。更重要的是，过去维系社会秩序的"单位制"以及与之配套的个人档案（dangan）系统，随着市场化改革和人口高度流动已实际瓦解——人们不再被绑定在固定的单位和地方，过去那种通过单位管理个人行为的机制已经失效。与此同时，金融诈骗横行、法院判决执行困难、失信违规缺乏后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障碍。社会信用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背景下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基本信用基础设施的尝试。
两套相互独立的子系统
社会信用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而是两套逻辑不同、运营主体不同的子系统。
金融子系统：以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阿里巴巴旗下）为代表，逻辑上近似西方的征信机构，处理商业信用数据、评估个人金融可信度，并以此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消费特权。这一部分的运营主体是商业公司，用户参与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激励机制（折扣、优惠利率、便捷申请）是主要驱动力。
政治-社会子系统：主要由地方政府运营，针对非金融行为——核心是法院判决的执行。Kaiser Kuo 在节目中举了一个具体案例：如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被判须赔偿 5 万元而拒不履行，其出行权限（购买机票、高铁票）可能受到限制。这一限制的执行需要与微信支付、支付宝的系统打通——毕竟大多数人现在的日常支付已经几乎完全依赖这两个平台，而非银行卡。
平台公司的边界
一个关键的实证发现澄清了外界的核心担忧：研究团队迄今没有发现平台公司向国家提供数据用于政治监控的证据。腾讯和阿里参与社会信用体系的部分，仅限于涉及财务后果的法院判决执行，而非政治行为的追踪和管控。这与书中关于平台利用"内部人"身份抵制过度数据共享的论述一致——企业有理由担心，如果帮助国家进行政治监控，会严重损害用户信任，进而伤害自身商业模式。
九、隐私悖论：便利如何战胜顾虑 (45:36 - 50:04)
调查数据揭示了"隐私悖论"（privacy paradox）的普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语境下已有大量研究——指的是用户普遍表达对隐私的重视，但在实际行为中往往为了便利而主动放弃隐私保护。
研究的测量方式较为严格：不仅询问用户的隐私态度，还用行为指标来衡量——是否修改过手机隐私设置、是否屏蔽过其他用户、是否删除过历史记录等。即便如此，多数用户仍然会在便利性面前放弃隐私保护。去超市购物时滑手机完成支付，这一体验上的流畅感优先于抽象的隐私担忧。Chinese users are no different from users anywhere else in this regard.
然而数据揭示了一个更微妙的条件效应：研究者利用 GPS 抽样所获得的地理位置信息，将个体调查数据与阿里巴巴在各县的嵌入程度（公开可得的县级数据）进行了交叉分析。发现在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嵌入度更高的地区，用户倾向于将社会信用系统理解为金融基础设施而非政治工具，进而在调查中表现出更高的政府信任度，以及更高的对国家参与数字治理的支持意愿。
逻辑是：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见证的 Alipay 使用场景主要是买菜、打车、转账，他们会认为这套系统与政治无关；一旦感知到"这是经济便利"而非"这是政治监控"，原本对数据被滥用的隐性恐惧就会消散，进而导向对国家参与治理的正面评价。
这一发现与书中关于"开放感→信任度"的主线发现形成呼应：人们对数字治理的信任，关键取决于他们对这套治理目的的感知——是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还是服务于对自己的监控。
十、均衡的稳定性与崩裂条件 (50:13 - 54:48)
Stockmann 将整个三方均衡体系描述为一个在过去相当稳定的结构，但她明确指出了它的核心脆弱点。
稳定的历史基础：这套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三方都在其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国家获得了自身难以独立建立的数字治理能力；企业获得了商业合法性、市场准入和部分来自政府的采购收入；用户获得了相对便利、相对开放的数字生活体验。这三方之间的互利关系维系了长期均衡。
核心脆弱点——政府财政能力：这套体系的前提条件是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充当科技企业的"客户"，持续为其服务付费。 一旦政府进入经济危机，无力继续向平台企业采购服务和数据，这套系统就会崩解。企业失去了政府这个客户，便没有动力配合政府的治理需求；国家则失去了维系数字治理体系所必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
Stockmann 进而探讨了"大众法团主义"的可移植性：这一模式并非中国独有，但并非任意国家都能复制。它特别适合那些采用"发展型国家"路线的东亚经济体——新加坡、越南、韩国等——这些国家同样有传统使用国家资源主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前提是国家必须有持续的财政能力。
十一、奥威尔 vs. 赫胥黎：两种隐喻都抓错了重点 (54:48 - 57:35)
节目尾声，Kaiser Kuo 将流行的两种分析框架并置——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强制监控，恐惧驱动的服从）和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娱乐消遣，诱惑驱动的自愿顺从）——并问两位作者：哪个更接近现实？
Ting Luo 的回答：两个隐喻都抓错了重点，因为它们都是静态的、单向度的描述，而中国数字治理的真实状态是动态的、内在矛盾的——是强制与共选之间持续的、动态的平衡（balancing coercion and co-optation）。
过多强制会扼杀数字创新，让企业失去进行技术投入的意愿，让用户逃离平台。但过多共选和让利同样危险——2021 年对阿里巴巴等平台的反垄断打压，正是国家判断资本力量已经可能影响执政安全后的主动收缩。这一案例表明，即便在长期的"大众法团主义"均衡中，国家始终保留着打破均衡的能力和意愿，一旦判断企业的权力扩张威胁到执政根基，它随时可能出手。
Ting Luo 还点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意义：这种平衡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各国"在平衡什么"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书的结尾探讨了中国经验对欧洲和自由民主的潜在启示——不是模仿管控机制，而是理解在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任何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如何与平台共治"的根本问题。
十二、中间立场的学术接受度 (57:35 - 1:00:00)
Stockmann 在书序中预判自己将同时受到两种极端批评：被"大熊猫抱抱者"（panda huggers，对中国过度辩护者）指责为过于批判，被"屠龙者"（dragon slayers，对中国一味谴责者）指责为立场不够坚定。
四个月的反应证明这种担忧部分是多余的。在学术圈内，中国研究学者普遍对这本书给予正面评价，尤其欣赏两点：一是丰富的经验数据（包括那份罕见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二是既呈现系统的问题面，又在书末真诚地探讨了对欧洲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潜在启示。
真正的极化更多发生在公共舆论层面。Stockmann 表示，她和 Luo 刻意选择不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推广这本书，正是为了避免被拉进那场"挺中"或"反中"的非此即彼的框架中。她坦言，一旦进入公共讨论，就很容易被框定为"要么太温和、要么太批判"，而她们希望保持的正是学术语境中的经验中立性。
书末关于西方借鉴的讨论值得单独提出：作者们认为，中国的经验——如何通过国家-企业伙伴关系构建兼具便利性与社会信任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当下正在摸索数字治理路径的欧洲，存在具体的政策参考价值，不能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就全盘拒绝思考其经验。这一立场本身就是对"要么捍卫、要么谴责"二元叙事的一次挑战。
十三、延伸阅读与研究前沿 (1:00:58 - 1:07:09)
Ting Luo 推荐：宁玲（Ning Leng，乔治敦大学），其著作《Politicizing Business: How Firms Are Made to Serve the Party State in China》与《Governing Digital China》在问题意识上高度互补——两本书分别从不同侧面考察平台公司与中国党国体系的关系，可对照阅读。
Stockmann 推荐：Felix Garten（赫蒂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是中国科技公司在欧盟及南亚的行为规律。其核心发现具有实践价值：当中国科技企业进入欧盟等具有强监管传统的司法管辖区时，其行为模式会随当地监管压力发生可测量的变化；而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监管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同样的公司则展现出不同的行为。这意味着，监管环境——而非企业的"中国属性"——是理解其境外行为的关键变量。这一研究方向对理解"中国技术出海"及其地缘政治含义具有日益重要的参考意义。
Kaiser Kuo 推荐（节目录制时的时事背景：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两份关注中国-中东关系的 Substack 简报——Jonathan Fulton 的 China MENA Newsletter（chinamenanewsletter.substack.com）和 Jesse Marks 的 Coffee in the Desert（jessemarks.subst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