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 爱泼斯坦档案 The Epstein Files (2026.03.10) - 主题精读稿

前言：当权贵网络被撕开一角

爱泼斯坦案并非一桩孤立的性犯罪，而是一面照见全球权力结构的棱镜。本期节目由政治学学者林瑶和法学学者柯岚从各自专业出发，剖析了这起延续近三十年的案件背后交织的权贵网络、司法腐败与阶层不公。最有价值的观点在于：司法部公开海量杂乱信息可能并非为了揭示真相，而是一种烟雾战；爱泼斯坦只是全球精英"蜘蛛网"中一只可被随时牺牲的小蜘蛛；而性别不公的表象之下，真正的深层问题是贫困——经济意义的贫困和能力意义的贫困。

一、知识分子圈层的价值观震荡 (00:02 - 07:58)

爱泼斯坦案的关键时间线已为人熟知：2008年以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却仅服刑13个月，期间每天享有12小时的办公自由；2018年记者朱利布朗的调查报道推动案件重启；2019年爱泼斯坦在狱中离奇死亡，官方结论为自杀。真正值得深挖的，是这起案件在知识分子圈层引发的震荡。

文件公开后，一些名字的出现让学术界左右为难。左翼圈子为乔姆斯基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一开始仰慕者们还在辩护，说他年事已高、喜欢了解对手，但随着材料一批批放出，辩护的声音越来越尴尬。年轻一代学者本就感觉上一代人与政商走得过近，但涉入程度之深仍出乎意料。

**最令人警觉的是学术生态层面的影响。**最近有报道揭示，爱泼斯坦与理工科某些大佬形成了一种相互加持的厌女文化结构。学术圈的人为什么主动靠近爱泼斯坦？因为做研究需要钱，有大富豪主动贴过来，很多人希望从中获得资助。但这种靠近影响了学术圈的资金分配——年轻的女科学家因为不方便加入爱泼斯坦的"局"，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资源分配体系之外，拿不到大项目，做不出激动人心的成果，持续被边缘化。为了维持这种"哥们文化"，爱泼斯坦会给科学界大佬出谋划策，在他们面前说一些厌女的话，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地排挤年轻女科学家。

二、从《红楼梦》看古今权贵对底层女性的剥削 (07:58 - 20:01)

精英关系中存在一种性别化的同性社交连结。男人们不是在会议室里敲定决定，而是通过属于男性的亲密仪式——酗酒、性娱乐活动——以共同越界行为促成一种共同体。

从比较视野来看，柯岚研究清朝法律系统中女性命运的著作《命若招霜》，与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群体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时代的权贵，**都将权力指向社会中最弱的群体——来自贫困阶层的女性，这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异在于，明清时期将底层女性的变卖和性剥削视为产业，一定程度上是合法的。"扬州瘦马"就是典型——贫困家庭将女儿出卖，由掮客从小训练仪态、琴棋书画，资质好的卖给盐商和达官贵人做妾，资质差的卖到风月场所。苏州一带也有类似的女性人口产业。政府虽有时打击，但力度有限。到现代社会，法律至少将这些行为视为侵犯人权，有各种规范来治理。

法学界对爱泼斯坦案的反应不大，这并非冷漠。法学的气质是冷静的，研究法律的学者习惯等一个已经认定的、比较清楚的事实出来再做法律分析。但令柯岚震惊的是另一点：司法部放出大量杂乱信息，没有经过概括提炼，没有给出任何核心事实，副部长甚至声称"从这些信息里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起诉"。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真心想公开事实，还是想扰乱公众认知？上百万条信息，若不出于专业目的做筛选加工，很难从中概括出核心事实，反而会催生各种谣言传言，干扰可能已经能够认定的核心事实。

华裔议员刘英平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指出，依据联邦性交易法，有证据证明参加过爱泼斯坦组织的性派对，就足以提起起诉。但司法部长邦迪在接受质询时回避问题，反问"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道琼斯指数现在多么高"。经过二十多年，涉案的权贵还没有一个人被起诉，甚至没有受到很低线的调查——这是令法律人感到震惊的一点。

三、美国权力精英版图的变迁 (20:16 - 33:05)

米尔斯在1956年写《权力精英》时有其冷战背景——二战的退伍将军进入政界，军工集团在国家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将美国权力精英概括为企业富豪、政治领袖和军事机构高层三重结构。这些人来自东海岸、毕业于常青藤名校、活跃于精英俱乐部，几乎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但从爱泼斯坦的权贵网络来看，这一框架已经过时。**军事领袖在权贵集团中的分量大幅减轻，更主体的权贵网络由亿万富翁、企业富豪、政客和法律界名流构成。**知识精英更多是爱泼斯坦个人的"变化"——他出身并不显赫，靠街头的狡诈一步步往上爬，得到权贵赏识后急切地想通过结交知识精英、科技精英来显示自己的智力优越性。他热衷于让著名教授写推荐信，到处推荐说爱泼斯坦"对学术问题有深刻的直觉""又懂量子力学又懂这些那些"，其实可能他都不懂。

相比冷战时代以国家为基点的权贵网络，两个变化值得关注。第一是精英关系的全球化。爱泼斯坦曾试图把身边的人推荐到北大燕京学堂读硕士，被拒绝了——有人笑称"原来爱泼斯坦的触手还伸不到中国"。但在西方白人世界，英国安德鲁王子、法国、瑞典，各种各样的权贵交际网络基本都被他渗透了。

第二是精英交际圈的党派化。整个2000年代以后，爱泼斯坦的交际圈越来越偏向共和党——不仅是共和党，而且是后来甘愿靠拢到特朗普麾下的那些人。2005年FBI就已开始调查爱泼斯坦，2008年联邦驻佛罗里达州检察官阿科斯塔把调查压下来，与爱泼斯坦达成极其宽容的认罪协议。阿科斯塔后来被特朗普任命为首任劳工部长。现任司法部长帕米拉·邦迪2011年至2019年担任佛罗里达州检察长，竞选时打的旗号是要把恋童癖全部抓起来，上任后对爱泼斯坦案完全不管不顾。最近司法部被迫放出的新文件表明，FBI当年曾反复询问过几个受害者，她们声称自己在十二三岁时被爱泼斯坦和特朗普强奸，但所有证词都被FBI压下来了。为爱泼斯坦辩护或淡化此事，是现在特朗普派共和党能够续命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全球精英网络：逃避法律约束的必然趋势 (33:17 - 45:52)

全球精英社交网络的形成有其必然性——经济全球化、地缘政治和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权贵网络从国家地域范围演变为全球网络。权贵们利用地理流动性和各国法律差异分散法律风险，这与赖昌星案的逻辑类似。

但爱泼斯坦的跨国交际圈不是从美国开始构建的。他在八十年代的主要交际圈还在美国本土。转折点是他的伴侣吉斯莱·马克斯韦尔——她是英法混血，父亲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是从捷克逃到英国的商业巨头。这位罗伯特做了一件让学术圈咬牙切齿的事：把原本由高校图书馆自主出版的学术刊物收购过来，以商业模式运营，再游说高校把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当作KPI，开创了让学术界至今深受其害的出版模式。他的女儿吉斯莱在父亲去世后来到纽约，凭借在欧洲的广泛交际圈把爱泼斯坦引介到英国、法国、德国的权贵圈——爱泼斯坦是搭上了已有的欧洲权贵圈。

除了这条明面上的线索，还有更阴暗的一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俄国和以色列的间谍系统都看上了爱泼斯坦。他们发现这个人长袖善舞、在纽约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又搭上了欧洲权贵阶层，是理想的线人。档案中有大量证据显示爱泼斯坦很早就跟克格勃搭上了线，克格勃可能提供了他与俄罗斯金融寡头和石油寡头接触的机会，还给他资金支持以维持奢华生活方式和酒宴。硅谷科技巨头彼得·蒂尔在2016年大选前几个月的一封与爱泼斯坦的邮件中展望大选后的世界局势——文化多元主义的崩溃、自由主义的崩溃、保守主义的兴起、资本更加放肆的流动——这实际上就是普京和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者所展望的未来。

五、爱泼斯坦文件的政治工具化 (45:52 - 55:16)

2016年大选期间流传的"希拉里披萨店"谣言——声称希拉里和克林顿夫妇在一家披萨店的地下室囚禁性奴——现在回头看，可能恰恰是共和党方面的人编造出来的。那些人自己就在爱泼斯坦的交际圈里，甚至自己参与了丑闻，然后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改头换面套到希拉里身上以在大选中获得选票。

爱泼斯坦文件对特朗普选民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相信民主党腐败透顶，特朗普是来拯救美国人民的"青天大老爷"——结果发现一番热情完全是错付了。**特朗普自己才是爱泼斯坦身边的另一大巨头。在以往任何政策议题上，特朗普背弃承诺时选民都很容易合理化——"时势变了嘛"。唯独在爱泼斯坦问题上，有一半特朗普选民认为完全无法理解或支持他的作为。这直接反映在了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的大本营——的初选中，很多原本的共和党选民跑去参加民主党初选，支持一个有宗教背景的牧师候选人。

越南裔美国学者金伯利·凯皇在《珠网资本主义》中将全球精英的特权系统比作蜘蛛网，区分了"大蜘蛛"（全球0.1%的资本所有者，系统的最终受益者）和趴在网上的"小蜘蛛"（高薪金融专业人士、法律人士等）。超级大富豪通过这套系统不断把风险转嫁给小蜘蛛，让自己免于责罚。从这个框架看，爱泼斯坦远远不是大蜘蛛，他只是蜘蛛网中的一部分，一只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小蜘蛛——他在狱中的离奇死亡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全球精英的这种时代，腐败不会在法治系统当中消失，但是它会被不断地专业化、合法化并且外包出去——这些脏活会不断地被外包出去，所以腐败不会消失。

六、古今掮客：利用女性资源在权贵网络中谋利 (55:16 - 1:04:49)

在权贵系统里做掮客，帮他们交换资源、利用女性做性交易，是非常古老的职业。清代权贵家中的家奴、家仆、管家就扮演这种角色。二月河在康熙、雍正、乾隆三部曲中虚构了一个掮客任伯安——此人掌握大量高官把柄，记录着他们结党和两性关系方面的劣迹，需要利益实现时就拿出来要挟权贵。明清时期盐商和官府专卖商垄断商业份额，需要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来维持垄断地位，他们就自己出面或物色高官家人做掮客，其中不少利用扬州瘦马和苏州女伶人等"女色资源"在权贵网络中谋取利益。

学者孙立天在《真视影》中分析康熙为何废掉太子胤礽——索额图手下的掮客和想巴结太子的权贵，经常到苏扬一带收购童男童女，将太子腐化。**古老的罪恶使用了古老的手法，只是现代社会利用了高科技技术，受害人分布范围更广。**战乱地区——叙利亚、阿富汗、伊朗——那些难民儿童也可能成为类似犯罪网络的受害人，且在法律体系中更少受到关注，更难为自己寻求救济。

七、美国监管力度的持续下降 (1:06:23 - 1:14:08)

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结构下，很难完全消灭蜘蛛网式的金权权力结构。民主政治本来有可能约束这种结构的影响，但这需要民主政治有相对良好的运作机制和有效的法律设计。恰恰在美国当代的政治结构下，监管机制变得失灵了。

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最高法院长期被保守派占据多数，许多法官强烈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减少监管。目前保守派大法官中有三人——托马斯、阿利托和卡瓦诺——被新闻媒体发现长期与政商网络有勾结、收受利益，但由于终身制，没有什么办法。

两个标志性案件体现了监管的崩溃。2010年"联合公民案"以五比四判决推翻了对政治献金的大量监管。保守派大法官的逻辑是：政治献金是政治表达，政治表达是言论，言论受言论自由保护。这一下子让大富豪们拥有了操纵政客的巨大权力——你听话我就捐钱，不听话我就在你的党内初选中砸钱抹黑你、推出另一个候选人。2016年"麦克多纳诉合众国案"更直接地与腐败相关。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多纳因权钱交易被定罪，最高法院却推翻定罪，理由是你必须证明行贿与回报之间有直接的"投桃报李"因果关系——有人请你到海湖庄园花天酒地几天，半年后你批准了那人公司的政府合同，这不能叫腐败。这把联邦法律中用来约束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的法律一下子推翻了一大部分，为大蜘蛛们操纵蜘蛛网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八、受害者视角：识别最脆弱的人并实施全方位操纵 (1:14:08 - 1:18:56)

爱泼斯坦是一个极其善于发现人的需求并用需求来剥削他们的人。他的受害者有着共同特征：经济困难、来自贫苦家庭、其中很多已经遭受过性创伤。

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一座跨河大桥连接了两个世界——一边是西棕榈滩，普通工薪甚至贫困家庭聚集地；另一边是顶级美国富人区。很多女孩为了一份暑期工作、为了赚一笔很小的零花钱来到爱泼斯坦的豪宅。她们原本的生活就已经非常破碎——母亲酗酒、父亲家暴。爱泼斯坦的辩护律师甚至会质问受害者："在遭遇性侵犯之前，你堕过三次胎，和前三次堕胎相比，爱泼斯坦对你造成的伤害难道更大吗？"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对受害者的全方位操控。**他招募一个女孩，再让这个女孩招募更多女孩，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传销式网络——棕榈滩几乎所有初高中都有大量受害者。2025年自杀身亡的受害者弗吉尼亚·朱芙蕾在自传中描述了一个惊悚的现象：爱泼斯坦和马克斯韦尔非常善于把虐待粉饰成日常行为——他们一起看电影、徒步、坐摩托艇，承诺提供好的教育和进入权贵社交圈的机会。

他们让我成为了自己受难的共谋者。

这种罪恶感本身就是折磨受害者的一部分。爱泼斯坦对女性的操纵不仅仅是身体暴力，更是一种心灵控制，一种灵魂谋杀。

九、身体正义为何仍被牺牲 (1:18:56 - 1:34:10)

为什么在一个讲究身体正义、女性主义如火如荼的社会里，身体正义还是那么容易被牺牲？

性别平等观念被社会接受是相当晚近的事。美国法律允许女性不经丈夫允许自己找工作，在绝大多数州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自己去银行办银行卡，是七十年代以后；自己买房做户主，是八十年代以后。某些州甚至至今法律规定女性婚后必须改夫姓。城市阶层的性别观念进步有目共睹，但在美国绝大多数地方，保守势力依然顽固强大。

性别不公与阶层问题深深交织在一起。出生在小康家庭的城市年轻女性不会成为爱泼斯坦的猎物；被盯上的往往是出生在贫穷破碎家庭、遭受过家庭暴力、父母酗酒、因贫困而渴望迅速进入稳定富裕生活的人。要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仅需要社会文化观念变化和法律保护，还需要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让穷人不会因为穷就流离失所，让破碎家庭中的孩子能得到社工的支持。

**但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社会福利投入非常之低，大多数钱花在军费上，穷人的生活比欧洲发达国家的穷人更悲惨。**爱泼斯坦这种事首先发生在美国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贫穷破碎的阶层，可以供这些富豪们布局和玩弄。

柯岚从更深层角度指出，性别对立是表象，文明进步的深层是尽可能消除贫困——既包括经济意义的贫困，也包括阿马蒂亚·森和努斯鲍姆论述的"能力的贫困"。爱泼斯坦案中被选为猎物的青年女性甚至儿童，都属于极度能力贫困的阶层——不具备条件接受更好教育，无法脱离原来不幸的生存环境。

十、美国社会福利落后的结构性根源 (1:35:38 - 1:41:44)

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落后不仅源于早期殖民者的开拓环境，更与政治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联邦制下，各州在联邦框架中被分配到的政治权利不平等——人口多少不同的州在参议院各有两个席位，这意味着人口少的州选民的政治权重被放大了。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地区对社会福利有更多需求，但在国会立法过程中会被人口少、城市化低、偏保守的农村州所挟持，导致建构社会安全网的过程比欧洲国家困难得多。

与此同时，美国漫长的奴隶制历史和移民国家身份造成了种族矛盾，而这些矛盾被资本家利用。林登·约翰逊在通过民权法案时说过一段评论，完全被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所印证：南方的贫穷白人如果不考虑种族问题，本会非常支持社会福利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但当资本家煽动他们说"你们是白人，你们更高贵，那些黑人和外来移民活该被你们踩在脚下"时，他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转而支持那些宣称大市场比较好、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候选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特朗普的很多选民正是如此——中下层白人，被白人至上主义的逻辑吸引，忘记了自己其实在阶级意义上和中下层的黑人、华人移民、中欧移民站在一起。种族矛盾分化了中下阶级的力量，导致美国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一直停滞不前。

十一、法律体制的结构性漏洞 (1:41:44 - 1:54:39)

美国的行政部门权力太大、太不受制约。与大多数采取议会制的发达民主国家不同，美国的行政部门独立于立法部门，决策效率高但任意性大，很难被问责。联邦检察官属于司法部，而司法部只向总统一个人问责。

检察官拥有极高的自由裁量权——追究哪个案子、封存哪个档案、是否上庭还是恐吓被告达成认罪协议——所有这些决策基本无法被立法部门或更广泛的民众问责。美国刑事案件的认罪率高达90%以上，绝大多数检控根本不会上庭。检察官把嫌疑人抓来后进行一番恐吓："上庭的话陪审团信不信你是五五开，不信就判十年；现在认罪协议，判你三五年。"很多穷人没有法律知识，在恐吓下主动放弃了可能洗清清白的机会。检察官一方面对穷人下手以提升定罪率、打造"铁血检察官"形象，另一方面在涉及富人的案子中宽大处理。

柯岚补充了另一个维度：美国的对抗式审判制度本身对有法律知识和能购买更好法律服务的人更有利。像德肖维茨这样重量级的律师，能提供奇迹式的辩护——他曾声称能帮爱泼斯坦证明是摩萨德特工以脱罪。古代社会直接在法律上赋予权贵特权——清代官员犯罪可以折抵，旗人有特权，男主人侵害婢女时婢女无法寻求救济，去告反而构成"干犯犯义罪"。现代社会至少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变得更为隐性——表现为复杂的诉讼程序、高额的律师费和保释金。也许这种隐性的不平等，鸿沟反而更难跨越。

十二、深层政府与浅层政府 (1:54:39 - 2:02:07)

美国舆论场流行的"深层政府"论调认为情报、军方、司法、资本、官僚组成网络，不受选举影响地操纵国家。特朗普正是打着揭发深层政府的旗号上台的。但爱泼斯坦案清楚地表明，真正出了问题的是"浅层政府"而不是"深层政府"。

所谓深层政府，指的是那些长期不受选举影响、在公务员体系中做事的普通事务人员。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美国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将政府部门中的普通公务员与总统任命的政务人员区分开来。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普通公务员只是埋头做事，而真正与政商网络有利益勾连的是部门领导——那些通过民选、通过欺骗选民或拉关系获得任命的人。

在爱泼斯坦案中，与他关联密切的正是特朗普、帕米拉·邦迪、阿科斯塔这些"浅层"人物。底下的事务人员是听命于部门领导的——新任检察长说"把爱泼斯坦案搁置，拿这个认罪协议去签"，底下的律师只能乖乖执行。浅层政府的这些人由于在政界摸爬滚打、有更高知名度，与其他政客和金融寡头有更多觥筹交错的往来，更容易被权贵阶层收买，或者本来就是权贵阶层的一份子。这才是威胁美国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因素。

十三、法治的局限与民主的希望 (2:02:07 - 2:22:54)

法治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在社会中充当保持稳定的因素，让纠纷能得到可预期的结果，让司法机关在各方纷争中充当理性冷静的平衡器。但不能过高估计法治的作用。柯岚坦言，爱泼斯坦事件让她作为法律人要反思：过去是否过高估计了西方哲学家鼓吹的法治的作用。

司法中立需要一整套更广泛的结构来支持——社会经济层面要让民众不至于因生活境遇过于悲惨而产生"砸烂一切"的心态；制度设计层面需要让监管有效运作。但美国宪法太过难以修改，很多改革设想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两百多年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以前宪法之所以还能运转，是因为大家默认了一种"君子之风"——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过火。一旦出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明目张胆利用漏洞，才发现宪法连阻止这些行径的手段都没有。

美国的大学生们正积极投身社会运动。除了挨家挨户的地面投票动员，最近参与较多的是对ICE的抗议——ICE假冒纽约警方闯入哥大女生宿舍，凌晨将一名正在熟睡的阿塞拜疆留学生铐走，且拿不出任何违法证据。学生们举行了庞大的抗议。

民众对权贵阶层的行为有天然的反感。

你可以暂时蒙蔽所有人，你可以永远蒙蔽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蒙蔽所有人。

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运作框架，不管具体设计再怎么问题重重，只要它允许民众的政治潜能通过民主手段发挥出来，问题就有被纠正的可能性。现在是一个抢时间的过程——一方面有人在不断破坏制度，另一方面民间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想要修补和改善制度。哪一种力量先压倒另一边，要交给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