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星人入侵到AI幻觉：信息爆炸下的信任危机与媒介素养 - 主题精读稿
从火星人入侵到AI幻觉：信息爆炸下的信任危机与媒介素养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为什么信息越多，信任越少？ (00:00 - 01:26)
这期节目是新闻实验室与贝望录的串台节目，由方可成与 Bessie 李倩玲在香港的"过滤气泡工作室"录制。过滤气泡工作室是方可成开设的一家特别的书店——顾客需要把手机锁进柜子里，实现"数字排毒"，重新找回专注力。
方可成的背景是曾在南方周末做过三年记者，后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2019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同时是"新闻实验室"的发起人，通过 Newsletter 和播客关注假新闻与媒介素养议题。
节目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交媒体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为什么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反而下降了？
Bessie 引用路透社2024年报告的数据：全球平均新闻信任度仅为40%，比2023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如果拉长到六七十年代，那时西方国家的信任度能达到60%-80%，现在已经减半了。
各国差异也很大：芬兰最高，也只有69%；美国仅有32%。18-34岁的年轻族群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信息来源，信任度更低，只有24%。中国用户对国家级媒体信任度较高（62%-68%），但对社交平台内容的信任度只有30%。
一、信任危机的根源：人脑、媒体商业化与极化 (06:52 - 11:09)
人脑的认知局限
方可成指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人类大脑的进化特性。我们在丛林时代需要对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一个阴影过来就可能是猛兽，需要赶紧逃跑。这导致我们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这只是认知偏见的一个小例子。
我们的人脑从来没有具备过处理这么多信息的能力，但我们现在被硬生生扔进了一个信息无穷无尽的海洋里——我们是不会游泳的。这是信任度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媒体商业化与信任度的负相关
芬兰的新闻信任度最高（69%），网上有一群人叫"精芬"（精神芬兰人），向往芬兰的生活方式。但芬兰在媒介研究中更重要的特点是：拥有强大的公共媒体系统。他们的媒体体系没有那么商业化，更多由公共财政支持，提供更有质量和公益性质的内容，而不是像英国小报那样充斥"sensational"（煽情）的内容。
研究结论清晰：媒体商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公众信任度越低。
意见极化加剧不信任
从2016年到现在将近十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越来越不可调和。两派人不仅在观念上彼此不可接受，在情感上也极为相互厌恶。
大部分媒体和记者确实偏向自由派。为什么？因为记者是一群怀有理想、想要改造世界、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人，这种特质更可能是 Liberals（自由派）。这种职业特性导致右派保守派对媒体极度不信任。如果看美国共和党人的信任度，可能只有十几个百分点。
假新闻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社交媒体平台使生产假新闻成为赚钱的途径。一个经典案例发生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大量抹黑希拉里的假新闻并非来自美国人，也不是支持特朗普的人制造的，而是来自欧洲一个小国——北马其顿。
那里有一群找不到工作的失业青少年，他们发现在 Facebook 上发这类帖子能获得巨大流量，赚取广告费。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影响美国大选，只是想赚钱而已。
台湾记者刘志新走访多地采访这种现象，写了一本书叫《真相制造》，揭示了假新闻背后的政治因素、情感因素，以及非常重要的商业因素。
政治动机同样重要。俄罗斯人制造假新闻并非要支持谁，而是专门针对美国争议议题制造对立。他们想要的就是让美国人互相看不顺眼，互不信任。还有一些人可能纯粹出于玩乐心态，不在乎道德约束。
二、1938年"火星人入侵"与媒介效果的启示 (11:09 - 15:13)
假新闻并非现代产物。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导演的广播剧《世界大战》。剧情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但开头做得太逼真——模拟了记者采访外星人降落的场景。当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听众脑补画面后信以为真，引发数百万人恐慌。这是历史记载中较大规模的一次"假新闻"恐慌。
这一事件是传播学发展过程中非常奠基性的案例，对理解今天的假新闻流行有重要启示：
第一，媒介效果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相信？10月30日是万圣节前夕，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代末正值二战阴影笼罩。美国人感觉战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心理状态影响了人们的判断。
第二，新媒介总是更容易造成影响。 广播在当时是新媒介，人们对其认知不足。今天 AI 出现，为什么很多 deepfake 能对人产生较大影响？就是因为大家对它了解太少。这正是需要普及媒介素养的原因。
第三，有限效果论的警示。 传播学研究经历了从"强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范式转移。最初学者们非常激动，认为媒介效果很强大。但越研究越发现，单纯靠媒介本身很难影响一个人的观点。
想想微信群里的场景：如果有家人转发了一个假消息，你转发一个辟谣的事实核查消息，他就能相信你吗？很可能不会。说服人、影响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有太多其他因素在影响我们的脑子。
三、记者角色的困境：机构信任的瓦解 (15:13 - 20:35)
专业记者越来越重要，却越来越不被信任
Bessie 提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专业记者的角色是否越来越重要？理论上确实如此——每当有重大新闻（比如名人去世的传闻），人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去证实是真是假。
但方可成指出，记者很难不被整体信任度下降所波及。
机构媒体的"原罪"。 在机构工作的记者会被机构本身的倾向性或公众的刻板印象拖累。六七十年代美国最受信任的人是谁？是新闻主播，比如华莱士那一代人。但现在的新闻主播可能是信任度最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机构的代表。
不仅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人们对机构 institution 这种东西产生了非常多的怀疑。正是基于这种怀疑，即使是在专业媒体工作、认真辛苦做出内容的记者，也容易被误伤、被质疑、被不信任。
个人品牌的崛起。 不管你是在 Fox 还是 CNN，只要你在机构工作，就可能有一大群人不喜欢你、不信任你。反倒是从机构出来、自己写 Substack、做 YouTube 的人，能与一群粉丝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这解释了为什么 News Influencer（新闻网红）越来越受欢迎。他们可能不自己采集新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各大媒体的报道，在 Twitch 直播或 TikTok 短视频上讲新闻。这些人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有些记者从机构媒体退出后，自己也成了 News Influencer。
一个反直觉的现象：一个 Influencer 背后可能只有两三个人的团队，而一家媒体背后可能有三百五百人、大量资源投入新闻采集和验证。但今天很多人更愿意相信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机构。
四、传统媒体转型的成功密码 (20:35 - 24:49)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传统媒体转型成功，纸质形式还在，增加了数字版，继续收费，而且做得很好。比如华尔街日报经常做调查新闻，揭发了 Theranos（用血液测试骗局骗了无数人，连基辛格都被忽悠进董事会）这类诈骗。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在提升。
但也有很多传统媒体没能转型成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坚持做差异化的优质内容。 靠海量博取流量的内容，你是没办法和那些不按新闻专业主义操作、不在乎信息质量的人竞争的。你没办法和北马其顿的青少年竞争。所以要坚持做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
第二，付费订阅模式。 媒体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广告收入被社交媒体平台抢走了。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数字订阅——不是订阅纸质报纸，而是在网络上订阅电子版——已经是这几家报纸存活并生存得不错的关键。
而且这些媒体沾了英语全球使用的光。纽约时报转向数字订阅后，全球的人都成了潜在订户，不再局限于美国国内。
付费订阅媒体是现在支持媒体、支持社会、支持一个更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但方可成也指出残酷的现实：只有少数大媒体能这样。首先，只有大媒体才有资源和积累去投入差异化的深度调查内容。其次，就算你订阅了媒体，每个人可能也只订阅两份——纽约时报，再加一个比如财新。这无法支持一个百花齐放的几百家媒体的生态。
以前每家媒体都能靠广告收入活下来，现在靠订阅的话，每个市场可能只有两三家三五家头部媒体才能生存。
Bessie 分享了她订阅媒体的两个目的：一是喜欢他们的报道质量；二是用来证实在其他平台看到的新闻是真是假。她订阅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财新等。
方可成曾推广"媒体食谱"的概念——每个人选择自己消费的媒体内容。如果成功人士分享他们花钱订阅了什么，可以给大家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
现实是付费意愿可能只有1%-2%的人。但只要基数足够大，头部媒体就能活下来。美国原来每个地区——芝加哥、洛杉矶、丹佛——都有自己的地方媒体，现在都没了。Boston Globe 也活得艰难。只有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几家报纸还存在。
五、AI时代的假新闻：更嚣张，更难辨 (24:49 - 32:30)
AI让假新闻制造更容易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假新闻更加嚣张。打开抖音，很多内容都是 AI 生成的。用 AI 生成内容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可能有监管的威力，不太敢制造某些假新闻，但关于美国的假新闻照样猖獗。
Bessie 现在住在英国，每天打开抖音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推送的东西让她觉得很忙，每天都在查证是真是假。AI 的出现让这件事情更容易了。
用户的应对策略
第一，学习事实核查技能。 事实核查不一定非得是专业记者才能做的事。普通人掌握了渠道和方法，也可以做到。
方可成推荐中文平台"有据核查"（China Fact Check）。这个平台原来做很多事实核查文章，后来推出了一套工具箱，可以在网站上免费下载 PDF 文件。里面详细讲解如何核查图片、视频等各种信息，怎么追根溯源发现假新闻。
学习这个有点像做"信息侦探"，通过自己的追根溯源来"破案"，其实挺有意思的。
第二，建立信源白名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专业领域之外的事情都是我们不懂的。不懂怎么办？我们不可能亲自判断每篇文章的逻辑和细节。能做的是看 source（来源）——谁写的，谁发表的。
建立一个自己的信源白名单。白名单里的默认相信，白名单之外的默认不信任，除非有很信赖的人或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对于日常遇到的大多数信息，可能只能一笑而过，或者当成娱乐。
青少年与老年人的挑战
全球互联网用户已有五十多亿，覆盖各个年龄层。受过良好教育、知道如何辨识信息的是中间这一片人。但还有小朋友在成长中，还有大量老年人。
关于青少年： 一些国家已开始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北欧国家正在开始，澳洲也在推动，方可成认为这会逐渐成为潮流。
关于老年人： Bessie 这次回高雄看妈妈，妈妈拿手机给她看东西，她说"妈，那是 AI 生成的"，妈妈说"怎么可能，看起来很像真的"。
65-70岁以上的人不是数字原住民，是"移民"，更别提他们可能根本没接触过 AI。这群人数量很大，口袋里有钱买东西，很容易受假信息影响。
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
平台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在美国等地，平台往往躲避责任，说是用户上传的，用户自己负责。但平台从信息传播中获益了，既然获益了，就需要为此负责。
教育培训也很必要。 如果有人愿意去给老年人做媒介素养培训、做 workshop，会很有用。台湾就有这样的团体，去偏远农村地区给老人做培训。用大陆的话说可能就是"送媒介素养下乡"。这需要有人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但谁去做、谁出钱？或许平台应该出钱。
情感需求的问题。 假新闻流传不仅仅是虚假信息欺骗的问题，背后还有情感需求。很多老人之所以被骗买保健品，是因为销售人员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
老人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是空巢老人，精神生活空虚寂寞。当销售人员出现，把老人哄得非常开心，老人觉得比自己儿女还亲——儿女并不理他。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卖什么他都愿意买。即使知道自己被骗、东西没用，他也觉得情感得到了满足。
所以假新闻的流传和媒介素养的提高，都不仅仅是技能训练，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心态和心理状态问题。
六、网红文化与算法的奖励机制 (32:30 - 39:30)
网红现象的两面性
Bessie 提到了前一阵子的"西北事件"——罗老师可能只是以消费者角度说"好难吃"，没想到引发那么大的事情。公众人物的话语权在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大影响力。
一旦成为网红，自我感觉飞在空中，很多人喜欢你，每句话都有点赞和评论。不是太多人会去想"我现在是大V，要小心使用话语权"。
方可成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受众的角度。网红之所以能成为网红，是因为背后有一群追随者。这涉及传播学一个根本性问题：受众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的？
网红的粉丝是被"妖言惑众"洗脑成的粉丝，还是主动有判断地选择的？可能两种都存在。人确实容易被影响被操纵，但人又是有主动性的。
网红翻车的事情也很多，一个很红的人最后被踩在脚下也很常见。这说明受众还是有一定的能动性。
但网红文化确实符合民粹主义的时代精神。人比较容易划分阵营，一些网红以鲜明的敌我划分吸引粉丝。这种情况下的网红，对整体的信息生态、舆论生态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Bessie 问：网红是不是应该有人在旁边提醒？比如台湾明星有经纪人，好的经纪人像爸妈一样管住年轻人。但也有经纪人分量不够，不敢规训年轻艺人。很多名人翻车，就是身边没有能引导他们的人。
方可成指出，明星时代有一套明确的娱乐圈规则。但现在这个年代有规则吗？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规则是算法定的。网红本人可能觉得自己更有网感，更能驾驭流量和舆论。加入算法之后，很多事情变得不可预测了。
算法没有价值观，但奖励机制有
Bessie 问：是不是每次看到被放大的负面信息，用户应该主动搜索正面信息，让算法知道还有人关心不一样的面向？因为算法是根据你的反馈不断计算、不断推送的。
方可成没有直接研究算法，但读了很多同行的研究。回到人的能动性问题：信息茧房的形成，一方面是算法技术原因和背后的商业模式推动——算法不需要这么写，但这样更能增加流量和变现。
但算法是被人用的，不是全能的上帝。产品开发出来后，用户还是有能动性的，能决定怎么用——就像小区里草坪被踩出一条不该有的路一样。
问题是，主动搜索不一样观点、开阔眼界的这种主动性，太少人能有了。人的能动性还是有限度的。怎么办？希望有天才的产品经理或程序员，开发出能激发人的能动性的产品，让大家意识到不应沉迷于信息茧房，应该走出去看更大的世界。走出去能带来很好的体验，只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不愿意主动创造这样的体验。
七、听众互动：如何判断真假新闻与播客的价值 (39:30 - 57:35)
家长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担忧
一位听众（李倩）分享了她15岁女儿在英国寄宿学校的情况。作为母亲当然会担心，因为相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每天看到孩子，变成只能每天通话15-30分钟。
英国寄宿学校其实很重视这个问题。学校装了监管系统（所以网速慢），很多网站不能上。学校有专门的 webinar 邀请家长参加，讨论如何共同帮助孩子。低年级学生每天只有晚上一两个小时能拿手机，高年级可能下午三四点就能拿。有同学因为上生物课搜索人体结构相关网站就被教导主任约谈——这让家长感到 comfortable。
她15岁的女儿 Loris（曾作为14岁的最小主播上过贝望录）坦承：学校里大家都会装 VPN 绕过监管，会互相交流哪个好用、哪个刚被学校 ban 了。学校经常检查设备，大家就赶紧换 VPN。
但 Loris 说她个人"digital intelligence"比较低，不会打游戏，两眼一晕就死掉了。目前作业已经压垮她了，没太多时间用电子产品。她的同学们也差不多，大家玩的游戏还很幼稚，TikTok 看的都是猫猫狗狗。
记者的辨识方法
一位曾经做过多年记者的听众 Mini 分享了她的方法：
第一，物理隔离社交媒体。 她不用 TikTok、抖音，不刷。会看小红书、微博、微信，但尽量与社交媒体保持距离。小时候弹钢琴靠妈妈监督，长大后自控力不够就练不好了——道理一样。我们有时对自己的自控力有迷之自信，但莫名其妙刷小红书一个小时的时候谁都有。
第二，多学一些语言。 她有日语基础，正在学法语，平时看英文和中文。看到一件事情时，会下意识在多个语种的信源去核实。为什么要学语言而不只是用 AI 翻译？因为如果不用日文词去搜索日本相关信息，谷歌搜索出来的结果很奇怪，很多信息搜不出来。用日文搜索，再翻译回来，会发现很多信息差。
她认为公民非常需要基础的媒介素养课程，但可惜没有。她也说不担心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听友，因为大家看到了节目的厚度，知道需要更深度的思考。社交媒体时代反而让播客这种深度节目有了共鸣的空间。
为什么人们更愿意相信个人而不是机构
方可成借机问 Bessie：作为被信任的内容生产者，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相信您这样的个人，而不是一个三五百人的机构？
Bessie 分析了几点原因：
人生阅历和职场经验。 工作了三四十年，看事情会拉长时间段来看。比如讨论假新闻，会想到1938年的事件去找关联。
问到嘉宾的痛点。 嘉宾觉得问题问到点子上，回答得也爽。
提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做播客最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给答案，而是给听众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人只有在不断思考中才能进步。听了节目觉得"对啊，我怎么没从这个角度看"，然后可能会想去挖更深一点。
信任是靠一点一滴累积的。只听一集可能不知道节目的意义，但持续听就会知道它会告诉你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算法的奖励机制如何运作
一位学习 AI 的听众解释：从技术角度看，算法就是有一个奖励函数。至于怎么推荐，取决于怎么制定奖励函数——告诉算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那个"对"的方向。
大家看到很多假新闻，可能是因为平台的流量机制：吸引眼球的、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被放大。**人们就是喜欢看那些不符合常识的、娱乐化的东西。**在这样的奖励机制下，负面的东西就会不断被放大。
平台是公司，有利益所在，可能不会改变奖励机制。一切都可以从钱和利益的角度推演——money never lies。
现在有些算法也有纠偏机制，比如判断评论是否被商家蛊惑。但在新闻和流量方面，这种纠偏可能不存在。
这位听众还分享了学习 AI 前后的思维差别：大家在讨论如何让人自己鉴别真假信息时，她想的是"我可以做一个 APP，提取信息特征与官媒特征匹配，告诉你可信度多少"。技术人的思维是"如何用技术解放大家"，而普通人想的是"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
方可成感慨：技术非常强大，但掌握技术并变成产品的都是商业巨头。那些"向善"的使用相对弱小。
Bessie 提出一个商业想法：做一个 APP 或平台，让品牌在推出营销方案前先模拟预测——会被骂还是被欣赏？始祖鸟那个事件，从有想法到推出中间肯定几个月，没有一个人判断出来会被骂成那样。
八、00后眼中的新闻：娱乐化与无力感 (01:00:01 - 01:07:19)
一位00后听众的发言揭示了代际差异：
"从我们这一代来看，所有新闻都是娱乐化的。我看到始祖鸟的新闻，第一反应是要和朋友一起吃瓜，并不会严肃判断真假。我们应该持有这种态度吗？还是应该更 serious 地看待？"
方可成分析：新闻本来就有社交属性和娱乐属性。传播学有经典的"二级传播"模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不是直接看到的，而是朋友跟我们讲的，这就是"吃瓜"。
但新闻除了这些属性，还应该有其他对社会意义更重要的属性：inform（告知大家，让大家对世界的了解更准确）和 investigate（调查黑幕）。
为什么年轻人不在乎后面这些？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无力感。
我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了黑幕又怎么样？更见多识广了又怎么样？对实际生活有好处吗？能让我找到工作吗？
如果看不到直接关系，就会觉得没必要那么严肃——严肃毕竟更耗费脑细胞。
方可成作为80后，很难要求00后应该怎样。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是怎么让年轻人丧失掉力量感的？
Bessie 作为60后，觉得自己这一代"想太多了"。从传统媒体时代走来，对新闻是敬仰的，对记者是尊敬的。新闻应该有专业能力和公信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最多只能叫 information，甚至只是娱乐。
这位00后听众补充：她现在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短视频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被问看什么媒体，没有人说具体媒体名字（纽约时报、财新），所有人说的都是小红书、抖音。
她认为只有影响到收益的新闻才重要——比如炒股时候的新闻。其他的，"特朗普今天说了啥，跟我有什么关系？嘲笑他一下呗，这老头又不对劲了。"
关于如何判断真假新闻，她以香港机场飞机滑出跑道的新闻为例：最初在小红书刷到时确实质疑了一下真假，因为对香港机场很信赖，想不通怎么会出这事。后来各个媒体都报道，楼下健身房的电视也在播凤凰卫视的新闻，才确信是真的。她判断真假的方式就是看传统媒体有没有报道。
九、AI Agent与深度思考的博弈 (01:07:19 - 01:13:00)
这位学习 AI 的听众提出设想：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 AI agent，个性定制化的。未来孩子接受信息的方式可能会改变，可能通过自己的 agent 而不是公共媒体。
最重要的是拥有严肃思考的能力。娱乐化导致的最大问题是不思考。就像现在学术界吐槽的"缝合怪"论文——把东西缝合起来但没有自己的 innovation。
信息真伪的问题，当假新闻满天飞的时候，"接受他吧"。
方可成对此表示担忧：
Agent 这个词跟 agency 是一样的。但现在最担心的是人越来越把 agency 交给机器。机器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成为 agent，人就越来越没有 agency 了。
这位听众部分认同，但强调要培养对深度知识的热爱。大脑有奖励机制，学习深度知识能激发脑神经增长。当这件事能给你正向循环时，大脑就会不断激励你去做。关键是让深度思考成为快乐，而不是负担。
媒介素养的终极训练
方可成提出：媒介素养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训练方式是让大家自己来做媒体，自己来生产内容。
只有自己生产内容，才会意识到"原来这里可以掺一点私货，那里可以摻一点假的东西"。生产输出既是训练脑细胞的方式，也是提高媒介素养的方式。
Bessie 建议：做一档虚拟播客。找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收集资料，尝试做一个20-30分钟的单口节目。不必上传，目的是训练自己。
收集资料是一个动作，把资料做成单口节目是另一个技能。在这个过程中，脑子会被训练去思考、去找出逻辑。这是做播客几年来非常好的训练。
结语：行动建议 (01:13:00 - 结束)
方可成推荐
"有据核查"（ChinaFactCheck）工具箱。可以在网站免费下载 PDF 文件，上面有非常多详细案例，讲解如何核查各种内容。
Bessie 推荐
花钱订阅有公信力的媒体。一方面可以做 fact check，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深度报道和分析能帮助你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帮助自己去找看事情的角度。
方可成的愿景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人不仅有视频会员、也有媒体订阅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一定比现在要美好很多。
原节目来源：新闻实验室 X 贝望录串台节目，2025年12月8日发布于小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