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根源、政策的意义与亚裔的领导力：对话哥大教授高琴 - 主题精读稿

前言：贫困不止于现金匮乏，福利不会养出懒汉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高琴的研究横跨中美两个社会，根基却始终扎在一个朴素的问题意识上：贫困到底长什么样，政策能否改变它。她的低保研究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福利政策不仅没有"养懒汉"，反而推动低收入家庭把钱优先投向教育与医疗。中美在福利观念上惊人地相似，都信奉"少给慎给"，与欧洲把福利视为社会投资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而作为一名亚裔女性学者，她对结构性偏见的回应是：相信自己、找到能动性，并学会把"边缘"议题讲成具有普世价值的学术故事。

一、从山西农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成长路径 (00:00:00 - 00:12:36)

高琴用一个关键词概括自己的研究领域：贫困。她关注贫困，也关注如何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去缓解它——最初聚焦中国的贫困和社会政策，后来拓展到美国亚裔尤其是华裔群体的对比，以及跨国社会政策的比较。但她强调，所有这些的根基仍然来自中国的贫困与福利研究。

这个问题意识不是学术生涯中途生长出来的，而是童年就埋下的、用她的话说"不可扼杀的种子"。她是七零后，六岁前生活在山西北方的一个小村庄，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六岁那年全家搬到县城，户口从农村转成城市——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也是她第一次亲身撞见城乡之间巨大的资源落差：吃水、教育、基础设施，样样不同。刚到县城时，她的口音和穿着都被城里孩子嘲笑，但因为年纪小，她很快学会用县城的方式说话、融入。

两位老人给了她两种不同的滋养。奶奶没上过学，操持全家生活，却始终对弱势群体怀有无条件的接纳：

我记得我奶奶永远给这些来乞讨的人备有一份碗筷，所以他们永远来到我们家不会空手而走。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爷爷是县里的基层小官员，会跟这个小女孩谈县里、省里乃至天下的政策大事。在重男轻女仍然严重的年代，这种平等的对话让她意识到一件事：政策是人制定的，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两股影响叠加，让她在高中就下定决心——要通过研究政策、改变政策，去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

求学路本身就是一次对命运的反抗。在 80、90 年代的山西小县，每年能考上三四个大学生已是了不起的事，而文科生考出去更是"绝无仅有"。初中毕业时她考上了山西省交通学院的中专——在当时意味着铁饭碗和好工作。父亲因文革失去上大学机会、被迫成为工人，正因如此他坚持要女儿去读这个稳妥的中专。父亲把她送到太原报到，第二天还是不放心回来看她一眼。就在那一刻她改了主意：

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上了，我要回去。你如果愿意带我回去的话，你就带我回去，我们一起退学。

父母最终在艰难中支持了她的决定，愿意和她一起承担一个完全未知的后果。她回家上了高中，才有了后来的大学、出国和今天的自己。她后来反复想起这件事，一是佩服当年自己在前途一片未知时仍敢坚持那个朦胧愿景的勇气，二是感激经历过文革饥荒、安全感本应极重的父母，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放手。

主持人王磬有相似的县城经验：从贵州到北京，再到欧洲、美国。两人都认同一个判断——人生中思维方式被彻底打开的那次震撼，往往不是跨国，而是更早的那次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跃迁。越小的时候接触到的东西，越深地塑造了一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中国低保制度的演进与贫困问题的多维理解 (00:12:36 - 00:25:29)

谈到对贫困的理解，高琴提出了一个核心方法论：贫困有"面"也有"深度"。"面"是贫困率——多少人在贫困线以下；"深度"是这些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体验。她特别提醒，外界对所谓"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常有刻板印象，以为那里的生活都是困顿潦倒的，"但其实一点都不是"。她在故乡成长的经历给她的滋养是永远的——物质匮乏确实存在，但当时并不觉得，因为大家都差不多，而家人尽全力给了最好的支持。这种既要呈现宏观趋势、又不忽视每个个体真实体验的张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永久的挑战，也正是这门学科吸引她的地方：它关注的永远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地宣称发明了某个方案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框架直接回应了"6 亿人月收入 1000 元左右"这个数据。高琴认为，这个数据基本接近事实，尤其在近年经济增速放缓、收入紧缩甚至下行的背景下，并不算骇人听闻。但从研究生活水平的角度，一个人的处境不能只由现金决定。她引入了一个关键概念：除现金流收入外，还要看财富（比如是否有自有住房）和"near cash"——拿到手的不是钱，而是具体的物资或服务，比如医疗、食物券、学校免费餐、取暖补助。此外还有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作用极大的因素：家庭互助与邻里互助。新冠疫情在纽约刚暴发时，现金一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朋友邻里之间的物资互通和渠道。所以这个数据真正揭示的是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但评估民生必须从现金与非现金构成的整张社会安全网来看是否完整。

随后是访谈中最扎实的一段——对中国低保制度的评估。低保是 90 年代初的一项创新。当时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分流，夫妻双双失去"铁饭碗"的家庭面临生存、收入和心理三重冲击，而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小，恐慌极深。1993 年上海率先探索：地方政府有一定财力和空间，设定一个基于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保线，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这条线就补足差额，让人能在城市活下来。这一地方实践逐步蔓延——1999 年全国 600 多个城市铺开，2007 年农村地区也都建立低保，从地方探索成长为全国政策，由民政部主导，低保线逐年随消费指数上调，覆盖人群也持续扩大。

她的书得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无论用哪条贫困线衡量，低保都显著降低了贫困率，且因为低保户身份会与其他社会救助服务捆绑（子女上学困难、家中重病或残疾等），贫困家庭得到的是现金加服务的整体性帮助。第二，低保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是教育和医疗——即便在贫困状态下，这些家庭拿到钱后会优先供孩子上学、优先送有需要的家人看病，这体现了中国社会把发展需求置于生存需求之上的文化价值观。第三个发现回应了国际上长期的争论：福利会不会"养懒汉"、让人拿了钱去抽烟酗酒吸大麻？数据给出的答案是不会——低保没有导致人们去做这些被价值观认为不积极的事。

三、中美福利观念差异与社会调查的实证挑战 (00:25:29 - 00:37:37)

王磬补充了一个跨国对照：她报道欧洲时常收到"欧洲拿钱养懒汉、福利太好导致衰落"的反馈，但芬兰小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给出的结论恰恰相反——给需要帮助的人两年无条件基本收入，并不会让他们变懒，对劳动市场参与度没有显著影响；显著提升的反而是幸福程度，因为即便在芬兰，进入低保体系也要填大量表格、反复向官员证明自己在找工作，这本身就侵蚀个人尊严。

高琴顺着这个对照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判断：**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常被认为差别巨大的社会，在福利观念上惊人地相似——都信奉"少给、慎给"，强调个人驱动力和家庭互助；美国同样不信任福利、担心养懒汉，历次福利改革都沿着这条思路走，全民基本收入在美国极难推行。而欧洲走的是另一条路：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尊严地生活，把儿童视为社会资源、值得社会投资，产假和学前教育的大头由政府承担。**相比之下，中美无论是低保还是儿童照顾，更多被视为家庭职责。

由此延伸出做实证研究的难题。她书里引用的结论几乎都基于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覆盖大的面；但新闻里某个"养懒汉"的个案也是真实的，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如何既呈现严格的宏观趋势、又不忽视个体体验，"任重道远"。

社会调查在哪里都不容易，核心挑战是成本与持续性。她回顾，2000 年前后是中国社会调查的"黄金期"：出现了好几项全国性大型入户调查，有重复断面的，也有追踪同一家庭的，还有针对农民工、青少年等特定群体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资源。美国则有几十年延续不断的大型调查传统，但近两年也受到威胁。她举了亲身参与的两个项目。

一是哥大团队的"Poverty Tracker"，2012 年起对纽约市居民生活状态做追踪，每年访谈四次，线上填问卷或电话访谈，相当于把握纽约市民生活的"脉搏"——曼哈顿与皇后区的差别、不同族群的差异。起初只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后来因亚裔群体壮大，增加了普通话和繁体字问卷以覆盖华人。报告发出后会实时影响纽约市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大量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源投放。这样一波四千人左右、需保证随机抽样以代表全市居民的调查，一期成本约 300 到 400 万美元，包含调查设计与执行、科研人员、数据加权与分析、报告撰写等费用。资金主要来自长期资助方罗宾汉基金会（Robinhood），双方每月开会，会根据时代议题及时调整问卷（如疫情期间转向"能否吃上饭、看上病、会不会被驱逐"）。

二是约三年前与百人会合作的全美华人调查。因为华人是亚裔中增长最快、内部也最多元的群体（从第一代到第五代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地域都有），他们调查了约 6500 名全美华人。东西部容易找到样本，中部和南部则要大量借助当地社区组织和服务机构。由于全美华人没有严谨的抽样框，他们采用"社区抽样法"：先尽量找到多元化、能代表当地的华人，再用统计方法计算每个人的权重，使最终结果接近全美华人的全貌。她也提醒，在美国学术与政治体制剧烈变动的当下，这类社会调查未来的形态、关注点和资助模式都可能改变，这对研究者既是挑战也是新契机——要思考研究是延续传统还是探索拓展，以及向谁寻找资源。

四、亚裔女性在学术界的结构性挑战与能动性构建 (00:37:37 - 00:56:57)

高琴 2001 年到纽约读博，恰在 911 发生前两周，很快就被甩进这个时代的巨大事件中。但她说自己迅速成了一个纽约人：走在百老汇大道、中央公园，周围人说着各种口音，她"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外来人"，一下子就被这座包容了世界各地人的城市接纳了。

她对亚裔群体的观察是两条主线：壮大与多元。亚裔是美国发展最快的群体，但内部差异极大——她有学生用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分析 20 个亚裔族群，发现从最困难的到比白人优势群体过得更好的都有，生活状态、价值观、语言、文化背景全然不同。趋势上也有标志性变化，比如纽约市刚出现首位亚裔背景市长，这是创历史纪录的事。回到哥大，亚裔学生不少，但课程体系里关于亚裔的教学内容很少——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历史上排华和歧视亚裔的政策法律，学生几乎没机会学到，而"这是美国历史"。在师生共同推动下，哥大建立了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定位偏重社会科学：了解亚裔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想法与对未来的追求，与一些偏人文（历史、文学）的同类项目形成区分。

谈到自身作为亚裔、女性、一代移民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学界获得高成就，高琴坦言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她——不是刻意去想，而是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面对的潜移默化的存在。刻板印象规定你该怎么说话、怎么笑、怎么举止，她也见过别人因此事业受损。她的应对有两个支点。**第一是相信自己：走到今天有天时地利和贵人扶持，但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力和勇气信心——要看到自己、相信自己。第二是找到自己的能动性：很多看似无力、无法改变的局面，回头看其实是因为自己当时站出来发声了、挑战了某些现状。**这种勇气的爆发有时是刻意调动，有时只是一刹那遏制不住对某个现象看不下去。她想起奶奶在她高考前说的话——"不要像我这样"：奶奶没机会上学、没离开过县城，这句话在她怯懦时反而给她勇气——既然走到今天，就有更多机会、甚至有责任去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永远不要满足，因为不去尝试就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

王磬补充了两个刺眼的现实案例，说明结构性偏见至今未消。一位优秀的亚裔女性学者，身为女权主义者，却出于策略考虑在自己的信末附上美国丈夫的信，以免在白人为主的学界投稿系统里第一轮就因亚裔女性身份被拒。另一个是哈佛前校长、前财长拉里·萨默斯与爱泼斯坦的邮件往来：萨默斯向爱泼斯坦请教如何追求一位有学术成就的中国女性学者，而爱泼斯坦在邮件中用"黄祸"（Yellow Peril）这种你以为是上个世纪的词来描述她——直到今天，在美国全国精英男性圈子里，它仍是用来开玩笑的词，而这位女性被去人化为一个标签。

面对这种结构性挑战，高琴讲了自己的"小案例"：刚读博第一学期，一位同为亚裔女性的老师好意建议她改一个英语好念的名字——两人都是"Ching"。她拒绝了。想帮人顺应结构的人是好意，但她要顺自己的本心：

如果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一些困扰和困难，没关系，我愿意承受。

她由此提炼出一个原则：**结构和偏见会持续存在，但每个人首先要坚持自己根深蒂固的本心，同时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我们可以"demand"（要求）并因此得到。如果选择"give in"也行、也许能换来便利，但你要问自己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是不是心甘情愿——有的代价值得，有的不值得，这是要与自己长久自处的话题。**到今天她用自己的名字很成功，真想合作的人、连领导都会好好把它念对。

她最近开启了一项新探索：做职场和领导力教练，来访者大多是高校里的亚裔移民女性，因为她们经历的很多事她都经历过或见过，可以共创策略——有的去策略性地改变和影响系统，有的从自身找到能动性和方法去应对。来访者高频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学术界的隐性难题：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为什么它对社会科学重要？如果研究的是中国或亚裔群体，你必须向整个学术界论证它为何对美国乃至全球社会重要，把学术定位和重要性讲清楚、让人愿意为你背书。这不是显性的歧视，而是隐性的、却对来自中国的学者尤其关键的问题——你需要先认清"它在美国默认事实里不够重要"，再去证明它足够重要，才能往前推进或动用大学的学术资源，这也是研究欧美之外国家的学者普遍要面对的共性问题。

高琴补充了两点。其一，这是共性议题——研究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或养老问题的学者同样要论证自己为何重要；但研究某个国家或族裔又有其独特性，要从两个方向同时解决。其二，心态最重要：你必须真信"研究中国、研究亚裔群体对人类命运无比重要"，才能说服别人——先看到大图景、想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并说清楚。她自己常用、也鼓励学生和客户用的一个方法是视角转换：不要只从自己出生成长的立场讲重要性，而是站在你要说服的那个人的角度，想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重要。

五、社会工作学科的实践意义与纽约的城市归属感 (00:56:57 - 01:03:30)

社会工作在中国作为专业已存在多年，但外界了解仍不多。高琴高中时想学的是政策、是为社会公正做事的专业，大学报的是法律，入学后被调配到学校新建的社会工作学科——整个班的同学都是被调配来的。她不后悔，因为这个专业坚守社会公正这条路。**社会工作的本质是：看到社会问题，借助微观（个人心理支持、家庭学校层面的介入）、社区或宏观（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政策）等不同途径去解决问题，帮到具体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得到实质提高。**它特别接地气，关注的始终是人。在美国，大量社会心理支持工作正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完成的，对整个社会福祉不可或缺。

节目最后她谈到与纽约的关系。她 2001 年来纽约读博，毕业后在另一所大学任教 11 年，2016 年回到哥大，一直在纽约——一个地道的"True New Yorker"。她说纽约是第二故乡，也是她居住最久的地方。吸引她的是宜居、方便、公共设施健全：带两个孩子坐地铁公交走遍纽约每个角落，上城大都会博物馆的修道院、免费的斯坦顿岛渡轮、无数设计精妙各不相同的操场；更打动她的是在任何角落都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疫情期间修的 Little Island 上，大儿子和几个欧洲青少年一起转起了魔方。**纽约的多元和蓬勃生机让她虽身处异乡却不觉得是异乡："我走到任何一条街、任何一个角落，觉得我 belong，我属于纽约。"**她感激机缘让她在此安顿，并能以自己的方式回馈这座城市——做纽约市居民追踪调查、在哥大领导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与本科生交流。她说这些年轻人身上有很多愿望和诉求，她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与他们一起共创未来，无论是一对一教练，还是正在筹划的线上线下小组教练与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