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6-美国出版界如何审核书籍？ - 主题精读稿

前言：当"保护"变成"压迫"

美国没有官方的书籍审核部门，但出版界在过去十年发展出了一套自我审查机制——"敏感审核员"（Sensitivity Readers）。这个职业随2010年代的政治正确浪潮而生，在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后急剧膨胀。本期播客从中美图书市场的宏观对比切入，深入剖析了美国出版行业从学术出版到大众出版的生态全貌，揭示了敏感审核员制度如何在"避免冒犯"的旗号下反向强化刻板印象，并以《哈利波特》和《搏击俱乐部》的政治命运逆转为例，论证了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试图用单一道德标准去审判一本书的人，不过是时代道德的帮凶。

一、中美图书市场的对比与观察 (00:06 - 02:06)

中国和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图书市场。仅凭读中文和读英文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出版从业者就已经身处一个包容度和试错率相对更高的市场之中。相比之下，一个德国学者的切身经历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图书市场中，一本学术书首印卖六百册就已经算是畅销书——"意大利一整个学术界找出600个读书的人都找不出来。"

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学术书的处境也并不乐观。通常一本销量比较好的学术书首印在三到五千册，绝大多数连首印都卖不完，因为学术书的受众基本只有大学图书馆，普通读者不会去买一本学者写的学术书来阅读——除非是福山、桑德尔这种特别有名的学者。

二、美国出版行业的分类与生态 (02:06 - 08:03)

美国出版行业的界限划得很清楚：大众出版社（trade books）面向所有读者，学术出版社（academic books）面向学者。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美国学术出版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进行同行审查的学术出版业——在中国、意大利、德国，出学术书都不需要经过同行审查，但在美国，编辑会把书稿寄给同行，收集匿名意见。

学术书根本不赚钱。一个古希腊语讲座教授出版了一本研究阿里士多芬的学术书籍，一共赚了不到五百美元的稿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木墩翻译的普鲁塔克在出版三个月后卖了两万五千册——"我的第一本译注估计已经超过了我们全系所有教授写的书加起来的销量。"当然，一本书的价值和它的销量无关。尼采一辈子写的所有书加起来可能连一千本都没有卖出去，他的中期作品《曙光》在世期间只卖了四十多本，但哪怕这本书都不是尼采最重要的著作，它的价值也可能比很多人一辈子写出来的书都要更高。

大众出版社方面，美国被"五大出版社"（Big Five）垄断，以企鹅兰登书屋为代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真正盈利的独立出版社。学术出版社也有档次划分：第一梯队是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出版社，之后是芝加哥、麻省理工、耶鲁等。除了最有名的几家能基本自负盈亏外，其他所有美国大学出版社都在亏钱，靠大学补贴维系。大学愿意补贴，是因为附属出版社对学术资质和名誉来说是一张长期的门面。

但正因为资金来源不是市场盈利而是补贴，缺乏市场机制的刺激，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职位跟闲职一样，可以一辈子做到死——跟中国很多国营出版社的情况如出一辙。

小木墩的博导见证了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学术出版编辑素养的衰落。近五十年前，他在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第一本书时，编辑会四门语言、学富五车，能对书稿提出大量吹毛求疵的意见。那不是个例——当时有很多极其有学识的人散落在学术出版社做编辑，其中很多是无法进入学界的聪明女性，她们的丈夫往往是大学教授，而八十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大学里没有女教授。这些女性后来有了更多职业选择，编辑质量随之下降——就像美国中小学教师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六七十年代有能力有野心的女性只能做老师，现在她们都去做别的事了。

如今的状况是：博导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不再会说德语，无法修订他的康德著作中的德语部分；剑桥大学出版社把编辑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工程师——那些人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读不懂作者的思想，大量工作由AI完成。

你的图书编辑从你智识上的挑战者变成了印度电话客服。

三、学术出版的僵化与历史循环 (08:03 - 14:07)

尽管内部越来越多人知道很多出版社变成了草台班子，美国的学术出版社仍然是学术圈里档次最高的，因为有同行审查的守门人制度，加上英美大学在过去一个世纪垄断了很多最厉害的学术研究。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垄断的逐渐衰落，但传统的衰败需要很长时间。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浙江大学政治系的"非升即走"要求：必须在英美四大学术出版社（牛津、剑桥、普林斯顿、哈佛）出版专著才能获得教职。这个要求甚至高于在哈佛政治系拿终身教职的出版要求。其背后的逻辑很残酷——通过严苛的出版要求淘汰年轻教师，不断雇佣工资更低、资历更浅的劳动力。

也有德国学者对美国学界的同行评审制度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恰恰是学界僵化和保守的表现。你想在美国学界出书，必须获得同行认可，这意味着真正挑战学界共识的书很可能在审核流程中被卡住——观点如果冒犯了有权有势的学界守门人，他们就有能力阻止这本书面世。

这种僵化并非美国独有，而是每一个发展最完善的学术领域的宿命。 一百年前，这个情况发生在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学界极度僵化，同时也是全世界思想浓度最高的学界。海德格尔写出《存在与时间》了，仍然只是临时讲师；本雅明的博士论文被老先生骂得狗血淋头，拿不到学位；阿伦特找不到教职；再往前，尼采在1880年代被德国古典学界赶出去，一辈子没有受到德国学界的尊重。如果不是纳粹上台和二战流亡，这些知识分子在德国是没饭吃的。德国学界把自己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思想者挤到了美国，然后自身走向衰败。而类似的情况，似乎正在美国重演。

四、敏感审核员的出现与争议 (14:07 - 20:04)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书籍审核部门，但这不意味着出版的书籍不会被审核——审核者是出版商自己。大约2010年代初，开始出现书籍在出版前被真正取消的现象——不是社交媒体上比喻性的"被取消"，而是一本书已经写好、合同签了、编辑校对完毕，出版却被终止。这个现象在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后急剧增加，伴随着一个新兴职业的壮大：敏感审核员（Sensitivity Readers）。现在美国五大出版社都固有这个职位，甚至学术期刊也开始雇佣敏感审核员。

敏感审核员的"资质"是什么？唯一的资质是和他要审核的小说角色或主题共享某种身份——都是黑人，或者都是同性恋。出版社会找一个黑人敏感审核员去阅读小说中出现的黑人角色。一个审核员的真实说法是："如果这个人的小说中有黑人角色，我想知道他的晚饭吃了什么。"——如果书中写了黑人在吃炸鸡和西瓜，审核员就会要求删改，认为涉嫌种族歧视。

然而，许多自诩为左派的黑人作家对此极为愤怒。这种审核制度的结果是：一个美国黑人小说家想出版自己的小说，出版社可能会告诉他"你这个书不够黑"——意思是黑人俚语不够多、嘻哈文化元素不够多、底层文化元素不够多。出版社害怕被指责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特地创造出这套制度，结果却反向强化了刻板印象——搞得好像黑人一定要用饶舌的方式讲话，亚洲人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女人一定不能用某种形象被刻画。为了躲避某个群体"被冒犯"的措施，反而生产了它原本想要防止的偏见。

2019年初的赵文（Emily Wen Zhao）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位华裔青年女作家的奇幻小说《Blood Heir》得到了不错的预付金，设定在一个存在奴隶制的虚构世界中，但这种奴隶制和肤色无关。书还没上市，仅凭简介截图，社交媒体上就掀起了舆论风暴——指责她在"文化挪用黑人的奴隶经验"、"美白化奴隶制"（whitewashing slavery）。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种指责显而易见地荒谬：作者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契约劳工制度，与美国奴隶制毫无关系，整个故事还是虚构的。但企鹅兰登书屋还是取消了出版计划，把书交给敏感审核员修改后才继续上市。最讽刺的是，当初带头要取消这位华裔女作家的，是另一位有色人种作者——几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书被另一股进步左翼网友指控"歧视穆斯林"，同样被出版社取消了。

五、美国豆瓣与"评论炸弹"的威力 (20:04 - 23:54)

赵文事件的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互联网平台：美国豆瓣——Goodreads。这个平台的功能跟豆瓣一模一样：给书打分、写评论，哪怕书还没出版也可以评论。很多书因为"政治不够正确"被出版社取消或被敏感审核员审核，追溯到源头，往往都和Goodreads上的"评论炸弹"（review bomb）有关。

绝大多数读者没有时间去网上给一本书刷一星。 活跃在这个平台上的一群人，对某些议题特别热忱，有时间发大量帖子和评论，专门去守护文学作品的"道德正确"。他们通常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极左群体，读了一本书的简介就联合起来打一星、指责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舆论发酵之后，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才会报道说某本书在出版前被取消了、某个作者受到了死亡威胁。

中国的出版界也面临类似困境。一个做了七八年女权主义书籍的编辑朋友讲述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谁在害怕性别》的遭遇：这本书在中国过审本就极其不易，结果还没上市就在豆瓣上被打了铺天盖地的一星。一星的原因五花八门：译者是男人、译者不是专门研究酷儿的、出版商在简介中对巴特勒使用了"她"而非其性别代称"they"。在中国出书不可能把一个作者的性别代称写成"ze"，这过不了审——而因为这个原因就去打一星，指控出版社、译者和编辑都是"歧视酷儿的父权主义者"，是荒诞的。一个愿意花力气帮这本书报提案、买版权、翻译、引入中国、过审的译者，很难是一个对酷儿群体怀揣恶意的人，他只是在这些网友眼中"不够先进"而已。

六、内部清算、风险保障与作家培训机制 (23:54 - 27:44)

类似的遭遇，很多编辑都经历过。这些编辑多为女性，无一例外认为自己是进步的左翼人士，但无一例外都在出版行业中受到过来自网上"更左更觉醒的人"的指控——说他们怀揣恶意、是压迫方、不够觉醒。用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的话说，这是一个"圣徒社会"（Society of Saints）：圣徒们会去捕猎那些不够纯洁的人。 但按照这种标准真正不够纯洁的人，通常不会进入到做书这个钱少事多心累的行业。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清算都是内部清算——因为没有真正的敌人，所以只能把彼此变成敌人。

今天在美国，想成为作家的更常见路径是：大学读文学专业，再读一个创意写作MFA（文学艺术硕士），通过大学自带的文学杂志发表作品，认识编辑，进入作家圈，最终出版小说。这套筛选机制决定了愿意写书的人群中本来就不太会出现真正歧视女性、歧视黑人、歧视同性恋的人。看看美国那些文学杂志——芝加哥的The Point、耶鲁的The Yale Review——在里面发文章的全都是同一类人，同一个学术轨道里面生产出来的人。

正因为被网暴的风险真实存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出版物的致谢页中开始出现对敏感审核员的感谢。十几年前，作者在致谢页里写的是感谢编辑、文学代理人、读者；如今越来越多的书写着"感谢两位敏感审核员帮我写好书中的性少数人群，帮助我写好书中的黑人角色。"这是一种预先的公关声明，一种防范潜在争议的免责声明——以防有人指责作者不会写黑人的时候，可以回复说书里感谢了三个黑人敏感审核员。出版社也鼓励这种做法，因为它能体现出书本身在身份多元和政治正确话题上的敏感度。

七、肤浅的多元与文学的政治命运 (27:44 - 33:21)

敏感审核员制度确实发挥了作用，但这个作用是公关作用，仅此而已。 一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敏感审核员对此丝毫没有用处。

从审美角度来说，美国出版界对多元的强调是一种极其肤浅的多元——最庸俗、最平庸的人脑子里想象出的那种最肤浅的多元。好像只要作者是一个边缘群体，就一定能够代表边缘视角；好像"我是一个女人"就一定能代表所有女人的视角。当这种想法成为主流，它本身会反过来压迫真正的思想上的多元——那些具有持久性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多元的，本身就能给读者带来多元的思想体验。对肤浅多元的强调，破坏的恰恰是美的作品自身携带的多元。

两个通俗但有力的当代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是《哈利波特》。中国网友不一定知道，这本书刚出版时也极具争议——在2003年前后的十年间，它是一本"右翼禁书"。攻击它的是基督教保守派，很多在福音派家庭长大的美国孩子小时候家里不允许看哈利波特，保守派认为这本书在宣扬撒旦、引诱孩子学习巫术，甚至大量焚烧此书。然而在过去十年，烧书的人群变了——变成了支持跨性别议题的进步派。当J.K.罗琳站出来说跨性别人群不应该占用女性空间时，曾经的哈利波特粉在推特上烧她的书，整个电影的演员都跟她割席。同一本书，被光谱两端的人分别抵制了一次。

第二个是《搏击俱乐部》，它享受了完全相反方向的命运翻转。刚出版时正值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浪潮，这本书被左翼青年奉为偶像之作——"去他的美国资本主义，去他的公司生活"，作者被推崇为社会主义青年的英雄。但到了近几年，这本书被标签为"另类右翼经典"，因为书中的男性阳刚气质在2020年后被觉醒左翼定义为"有毒的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这本书又变成了男性暴力原罪的证据。

这两本书的命运说明了：文学的政治生命不是固定的。 文学作品与其说本身必然带着某种道德正确或不正确，不如说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会随着时代精神的改变而被不断重新理解、不断重新诠释。搏击俱乐部可以被读成一本极度进步的小说，也可以被读成一本极度保守的小说。那些试图用单一道德去界定一本书，然后在此前提之上进行事实审查或舆论封杀、强行决定这本书命运的人，不过是时代道德的帮凶。时代道德在当下看起来总是绝对正确的，你总是正义的执行者——这也是为什么回看历史上那些荒诞的时刻，常常会惊叹曾经的人怎么能陷入如此大幅的不自知。

文明的火光总是忽明忽暗，看起来常常要被人给吹灭了，但它从来不会真正被吹灭。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的书斋里仍然亮着一盏光，只要有一个人仍然在思考、在书写，未来的这个火种就有可能会真正的熊熊燃烧起来。这是尼采的命运，这是本雅明的命运，这甚至是柏拉图在漫长中世纪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