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 明清如何治理苗疆：对峙、隔阂与修筑湘黔边墙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一道矮墙背后的治理难题

湘黔交界处那道被湖南文旅包装成"南方长城"的土石墙，在贵州民族大学陈文元教授眼里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它既不是政权边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城——它是明清中央王朝面对西南"穷山恶水、多族群、互不同属"社会时的一次实践探索。从明初的贸然改土归流失败，到万历修墙的应急之举，再到清朝以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多手齐下的"整合"，这道墙从分治线一步步演变为整合线、交流线。读这段历史，你会看到一个王朝如何一次次撞墙、反思、再出手，最终让一条"镇压线"长成了村镇、集市和姻亲网络。

一、土司、卫所与一张控制不住的网 (00:09 - 08:02)

明代以前，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一直是"羁縻"传统——汉朝设夜郎王、滇王，唐宋给各族首领授王侯爵封，元代则正式设立土司。到了明代，这套制度在土司基础上又叠加了卫所。明朝对成熟地区施以土司控制，并比元代更严密地压制土司势力，同时在战略要道设卫所屯兵。

但在湘黔边区——也就是今天贵州铜仁和湖南湘西这一带——这套系统失灵了。这里长期名义上归土司管辖，却从未被深入控制，处于"自我发展"的状态。更棘手的是，这个区域**"有族属无酋长"，集成社会组织处在互不同属的状态**。永顺土司、保靖土司对应的是土家族，腊尔山一带的生苗里又分九股苗、黑苗、白苗等众多部落，此外还有仡佬、侗、仲、土，以及瑶族、壮族先民。史籍要么说"汉夷杂处"，要么说"苗疆杂处"。

陈文元特别点明：所谓的"苗"只是明清文献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歧视，并不对应今天的苗族先民，而是众多互不同属的族群部落的笼统指称，逻辑类似古人称"羌"或"粤"。

永乐年间发生了一个转折。四周、四南的田氏土司兄弟内讧，明朝想借机革除土司、直接统治，于是设立贵州省。但问题是改土归流"没做好，后续又没跟上"：设了八个府全是空壳府，下面只有长官司，没有县、没有财政、没有税赋，府县完全不治事。结果是"群魔乱舞"——没有领头者，上百个村寨各自为政。明初也曾尝试在生苗地区设卫所（如崇山卫），但补给线太长，"孤悬在这，周边也没有相应的王朝势力来进行扶持"，很快被迫撤销。一套原本可以通过扶持新势力或彻底流官化来收尾的改土归流，就这样草率收场。

二、养寇自重：明朝的军事控制陷阱 (08:02 - 20:24)

卫所撤走后，明朝只能重新倚仗永顺、保靖等周边土司。但这些土司"并不是什么很真心地为中央王朝去卖命"，而是借机扩大自身势力。他们时常谎称生苗作乱向朝廷要钱要兵，有时"直接抓来一些老百姓充作是这些生苗的"，斩首请功，换取朝廷封赏。

这些土司也好，包括这些周边的势力，他并不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很快地安稳下来。那么快安稳下来，那他就没得博取相应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养寇自重"。史书"历代以来皆蛮化，而明史有苗化"一句，正是此局的写照。

到了宣德、天顺以后，明朝北方局势因土木堡之变趋于守势，九边修长城，南方便开始大量用兵。苗疆治理从以"辅"为主转向以"兵"为主，"以军事控制为主轴"。明朝在腊尔山周围设二十四堡，但土司阳奉阴违、卫所又难以深入、流官又无统治基础，三条路都走不通。

更荒唐的是明朝中期的"招抚"实验。官府把生苗首领找来，许以子弟科举优惠、又给钱又给官，结果"这些生苗刚得到官刚得到钱，子弟也享受了好处了，回去立马就开始作乱造反，然后官府再招抚，他又顺从了"。少量士兵守不住，派十几万大军又养不起——"大军能搞个一两年就不得了了，怎么可能这么耗下去"。山地是"万马奔腾"的地形，大军过来只能围而不攻，围不住就"降衰"走人，一走又乱。

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修边墙进行围堵，至少保证湘黔大道这条西南通道的安全。万历年间的边墙修成后，明朝还把一些非汉族群吸纳进来"汉土共戍"，又设兵备道、抚苗参政这样的文官治理苗地。"明朝他试过很多办法，可能也有他自身的缺陷，但是他确实尝试了很多办法。"只是到了明末，边将贪功、土司邀赏、财政困难，整个系统已经锈死。边墙修成不到 30 年，明朝就亡了。

三、为什么这道墙不是"南方长城" (20:24 - 30:33)

边墙经过三次建设，总长 380 余里。嘉靖年间参将孙贤先修 70 里，明末再修 300 余里，天启年间又增修 60 余里。最终从今天铜仁碧江区的葛云营一直延伸到吉首的喜鹊营。学界一般说起点是亭子关，那是清代文献的习惯；严格来说应从葛云营算起。墙体大部分是土墙，也有土石混合，沿线分布哨、铺、城堡、关隘，构成一条环绕腊尔山生苗区的军事防线。

对于"南方长城"这个旅游称谓，陈文元态度明确：扩大知名度值得肯定，但概念上完全不合适。北方长城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交替的政治掩体，是政权与政权之间的边界线；而湘黔边墙是"华南汉文化和西南多族群文化之间"的产物。

湘黔边墙产生的前提，是中央王朝已经对整个西南边疆建立了统一的控制，只是这种控制无法完全深入，于是在统一政权体系内部产生了许多"隙地"。陈文元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明代对西南的控制更像一张网，卫所是辐线，网与网之间的漏网之鱼就是隙地。腊尔山这一块就是这样一块"三不管"的生界、真空地带。

建造方式上也完全不同。很多人去了南方长城很失落，因为北方长城巍峨壮丽而南方的又矮又小"根本没什么用"。但陈文元替它辩护：湘西、铜仁的山地"忽高忽低，一会儿一个沟壑，一会儿一个山谷，山与山之间又不是完全有规律的起伏，非常错乱，就像一团乱麻"，在这种地形上修军事工事已经非常不容易。南方山地湿热多雨，修高大的墙坍塌维修成本都高，必须因势而修——有沟壑的地方就不修墙，"以沟壑为无形中的墙"；依山势修一段，与下一段未必相连，甚至形成环状回路。而且边墙不是固定的，生苗转熟苗、控制好了，墙就会调整，军事城堡与边墙线不断变动。

四、从"教化抚恤"到雍正改土归流的反复 (30:33 - 35:29)

1644 年清朝入关后，直到 1664 年才对西南边疆实现有效控制，之间夹着大顺军残部、大西军、南明和三藩之乱。真正腾出手来治理湘黔边区，已经是明亡之后四五十年。

清朝初期，明朝的土墙已被生苗"踏平"，军备废弛。康熙皇帝对明朝修边墙的做法嗤之以鼻——"北方修边墙，南方也修边墙，清朝就觉得很瞧不上"。他主张"教化、抚恤"，觉得把修墙的钱用来抚恤地方岂不更好？清初在这一带的军事力量并不多。

康熙到雍正年间，清朝推进更深入的改土归流，设置凤凰厅、乾州厅、保靖厅、直府社厅。按说这个思路更彻底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事与愿违。

矛盾出在土地上。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进入苗族生活地区。汉民懂商品经济、有契约意识，"我把这个土地买了，画了执照，土地就归我了"；苗族则觉得"你要用我的地，你给我钱，给你"，以为只是一年的使用权或几年后还可以继续种。语言不通，一到官府，官府凭地契判归汉民。于是大量苗民失去土地，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爆发了乾嘉苗民起义。

这次起义的口号是"逐客民复故地"——客民就是汉民。起义影响巨大，和琳、福康安等朝廷重臣都死在苗疆，清朝花了极大代价才平定。

五、清朝的整合：从军田到玉米 (35:29 - 42:00)

平定之后，清朝痛定思痛：光靠改土归流不够，必须"分而治之，明苗相安"。于是清朝也修了边墙，但样式不同——清朝的狭义边墙是石质城墙，只有 110 余里，然而配套的屯、哨卡、城堡、炮台、关门、关厢等军事设施达 1000 多个，"军事控制上，它较明朝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清朝的真正突破在军事之外。针对土地纠纷，清朝搞"军田"——把所有土地收归国家再重新分配。周边的麻阳、乾州等汉族地区很不情愿，但清朝强力推行。分配后的部分土地产出用于财政，兴办医学、书院、县学等学校，规定苗民汉民子弟到七八岁都要读书；另一部分用于修路架桥。

针对贸易，清朝设置"集场"，民苗可以互相贸易，但必须有军官在场监督，防止缺斤少两、打架斗殴。汉民没事不得随意进入苗寨，必须登记"几个人、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这种秩序化的隔离恰恰减少了汉民对苗民的滋扰，让民苗相处更规范。

在农业上，清朝推广玉米、红薯、茶叶、桐油等作物。苗疆山地多，稻谷只能在坝子里种，产量有限；玉米、红薯什么地方都能种、产量又高，从根本上解决了苗民的温饱。陈文元引用林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判断——

不是说苗民天生就想造反，而是一到灾荒年间就没有饭吃，他们只能去打家劫舍，然后到处找东西。

陈文元对书名中"整合"一词作了细致辨析。他坚持用"整合"而不是"融合"，因为他写的是从明初到清中期这段历史。融合发生在清末光绪年间，是整合的结果；而整合才是中间这段漫长过程的准确描述——清朝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多重手段"强化控制，调控苗汉关系稳定地方"。他也强调，不想为了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点而写作，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边墙作为军事工程对苗民心理的创伤。

六、汉奸：被边缘化的汉人如何搅动苗疆 (50:09 - 55:16)

清代官方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汉奸"，指的是逃入苗疆的汉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与今天大不相同——它指"汉人中的奸民、危害地方引发动乱的分子"。

汉民进入苗疆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存所迫：古代冰灾、荒灾频繁，官府不减税反加征，特别是明末"各种饷，根本受不了"，汉民卖儿卖女还活不下去，于是逃到腊尔山这样的偏远山区。陈文元借用了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称之为"逃避统治的艺术"。另一种是卫所军户逃脱军役——"子孙世世代代从军"的重担迫使一些人脱籍逃往他处。

这些汉民进入苗疆后，有的融入变成"生苗"，有的与土司、卫所将官勾结成利益共同体。明嘉靖年间总督湖广军务的张岳修十三哨时就揭露过：土司"坐地起价，克日得银"，中央派他们去征剿，却"空饷"——对外宣称派了一千人，实际根本没那么多人。

中央王朝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汉民进入苗疆，但政策"时开时禁"，有时允许汉苗通婚，有时又禁止，反复无常。总体而言，从文献看，汉民进入苗疆造成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当然这个汉奸，他更多的是说危害地方、引发地方动乱的这个汉奸，和今天我们说对应的这种政治层面的汉奸肯定有区别了。"

七、客家凶：田野里的历史记忆 (55:16 - 1:05:07)

陈文元在湘西做田野时，直到今天还能听到许多关于"客家凶"的传说。49 年之前，苗族小孩哭闹时大人会说"客家来把你背走了"。这个"客家凶"背后的层次相当丰富。

一方面是军事层面。明清在苗疆修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苗民带来了持续的压迫感——"苗民就是处在一种被军事不断的征剿、然后被镇压的对象"。今天去腊尔山看苗族聚落，居住格局都带有很强的防卫性。苗民传说中的客家官军形象是"又胖又傻又笨"的——"大清朝的某一个军官连一个沟坎都跨不过去，身上挑的那个金银就过不去，散落一地"，这是一种典型的污名化叙事。

另一方面是文化经济层面。在清朝修边墙之前的贸易交流中，汉民识字、讲汉话、懂契约，在文化、经济和身份上占据优势，这种优势转化为对苗民利益的实际侵害。客家凶既是军事记忆，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不对称记忆。

不过边墙终究成了整合线。沿线分布着大量聚落——军人长期驻扎要娶妻生子，一个军事据点就会发展成百户乃至几百户的村落；墙的另一侧是汉民村和苗寨；官道义路打通彼此；到清末"所谓的墙也不要了"，彼此经常往来。军事城堡吸引商贾工匠入驻，一个堡就成了一个城镇、一个集市。民苗互通有无，通婚日多。沈从文的亲祖母就是一位苗女，这正是民族交融互嵌的体现。

陈文元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赛金塘"案例。这是凤凰的一个军事城堡，当地有两处同名地方——"客赛金塘"和"苗赛金塘"，汉族聚落和苗族聚落用的是同一个地名，只是用"客/苗"区分。他 2017 年第一次去调研时，班车售票员专门问他："你去哪个赛金塘？"两处相邻但山路崎岖，必须走对路。这种"一个地方两用"的地名结构，正是民族融合最生动的地理印记。

在集信镇做田野时，陈文元访谈的村民讲了龙举人的故事。龙举人是当地人，参加过公车上书，回乡后看到家乡贫困就倡导兴办教育，招收汉族、苗族、土家族的学生；又倡议捐钱开设更大的集场，至今还留有一块记载捐资名单的碑刻，由湖南师范大学的谭必友教授发现。

集信镇原本就是德胜营——"因为这打了一次胜仗"得名。据说清代时这里有六七十个姓氏，现在还有四十多个。一个地方能有这么多姓氏，只可能是军事移民——"当兵部队，全国各地招兵，各种姓都有"。德胜营今天有汉族、土家族、苗族，因通婚交融，"有些人说他认了一下苗族、土家族，有的人比较老实，他就补了一句，原来是汉族"。当年的军官吴子发捐资修筑的三潭书院，保存完好，今天仍是吉信镇小学在用。从清代汉土苗共建教育，到今天各民族子弟同校就读，这条线连起来了。

吉首原名"所里"、是镇溪所；凤凰县城镇竿、铜仁的盘石营、镇大营、报国营，以及湘西众多墨哨乡镇，大多脱胎于军事城镇。 这或许就是"分治到整合"最好的注脚——那道曾被理解为"镇压工具"的边墙，最终生长成了人们生活的城镇、集市和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