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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908）我的媒体食谱2025
By 方可成 • 2026年2月16日
Photo by Brooke Lark / Unsplash
今天是农历蛇年除夕，祝各位新闻实验室的会员朋友新春愉快、马年继续获取优质信息。
本期会员通讯，是去年12月我在上海做的年末线下活动的发言整理部分摘录。感谢当时到现场参与的几十位朋友！
前情提要：从“机构”到“AI”
2024年年末，我在北京万圣书园做了一场类似的年终回顾活动，主题词是institution——机构、制度、体制。当时的背景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时代性的，比如川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背后折射出美国社会对制度的深层不满；另一条是个人性的，我自己对学术体制的不满——在香港的大学里面临官僚制度的束缚，在全球学术体制中则要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等种种问题。
这个关键词当然不会在一年之内就消失。今年9月，我读到一篇很好玩的报道：《 项目申请8年不中，一位物理学副教授决定去养鸡 》。新疆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副教授，长年申请不到课题经费，最终转去养鸡。但他在养鸡的过程中保留了学者的本色——他对鸡群的刨土行为着了迷，还发现当鸡群数量足够大时，它们的安全感大增，甚至不惧老鹰扑击，这正是帕里西在鸟群研究中发现的涌现现象。
另一篇在文章质量上更值得推荐的，是《三联生活周刊》今年1月发表的《 当一个从不吸烟的医学教授确诊了肺癌晚期 》。文章讲述了一位在美国的亚裔医生的故事：他从不吸烟，却因亚裔基因中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的突变而确诊肺癌。文章中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医学制度的反思——美国的医学研究和生物制药行业固然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但对于亚裔群体容易患上的一些疾病，主流医学界却存在严重的忽视。这背后揭示的是：医学并非绝对客观的神话般的存在，它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制度下做出来。如果制度对某一群人存在忽视，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位医生说：“我相信医学不仅仅是科学，更是关于患者、人际关系、人性。没有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治疗方案，人们应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有些治疗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作为医生，我一直提醒自己以患者为中心。”——他在一个庞大的医学体系之下，依然保持了对人的关怀。
去年我谈“机构”这个主题，和今年我想讲的主题，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我之所以谈机构，其核心问题实际是：机构对人的异化，以及在异化之后，人如何寻找回归本心、回归人性的途径。
今年，我想延续“异化与回归”这个主题，但背景从机构转换为AI。接下来的回顾，我试图将这一年看到的内容串成一个故事，主题就是：在AI时代里，人的异化与人本的回归。
AI对学术与教育的冲击
作为大学老师，我对AI异化最直接的体会当然来自校园。
今年有一则重要新闻：港大一篇由博士生参与的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中有60多条引用，其中将近一半是AI生成的、根本不存在的文献，甚至包括通讯作者叶兆辉教授本人的虚构论文。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这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辩称：“这不是诚信问题，因为不会影响论文的实质内容。”他还表示解决方法是让学生去上一门关于AI的课程。我的感受是：也许应该是他自己去上这门课。
我自己的课堂上也遇到了AI造假的情况。今年我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学生分析罗永浩与西贝之间的争论，找出各方发言中的逻辑漏洞。一位学生提交的作业中，声称自己研究了相关人物的微博发言，但参考文献中的链接赫然写着“fakeurl”，时间也全部标注为2024年——显然是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因为这位学生使用的模型的训练数据只到2024年。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不仅是学术诚信的问题，更是关于大学教育本质的问题。
今年我读到了《纽约客》上徐华（Hua Hsu）写的 一篇文章 ，他是前年凭自传获得普利策奖的优秀写作者。文章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大学是一种选择，它一直包含着一个默契的协议：学生完成一系列任务，其中一些可能涉及他们认为毫无意义或不切实际的科目，然后获得某种文凭。但即使对最功利的学生来说，追求分数或文凭也带来了附带的好处。你被教导如何做一件困难的事，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欣赏学习的过程。但人工智能的到来意味着，你现在可以完全绕开这个过程和其中的困难。”
这里的关键词是“困难”。学习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痛苦的事情。如果用AI绕开了这些困难和痛苦，可能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学到。
文章还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后海马体异常发达，因为那是负责空间认知和长期记忆的区域。但我们大多数人有了导航之后，这部分就萎缩了——我们选择了更快捷的出行方式，而非更敏锐的记忆。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值得保留的？ 如果认路能力可以放弃，那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还重要吗？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纽约客》的文章里面提到，根据经合组织（OECD）最近一项针对近30个国家数万名成年人的研究，自2012年以来，人类在数学和阅读理解方面的测试分数出现了长达10年的全面下降。经合组织的司长指出，我们今天消费信息的方式——通常是简短的社交媒体帖子——与读写能力的下降直接相关。他还说，与ChatGPT相比，他更担心的是青年人所处的更广泛的环境：学生变得越来越内向，盯着手机，没有意愿去练习、去克服那种定义了青少年生活的尴尬。
“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这种恶化，但它并非罪魁祸首——它只是在一份已经很难吃的冰激凌圣代上又加了一颗小樱桃。”
当年轻人不再愿意面对“不舒适”
杜克大学的一位网红教授做过一个 视频 ：他让大学生们读一个传统的圆形时钟上的时间，结果很多学生做不到。这和后海马体的故事类似——读模拟时钟的能力重要吗？你可以觉得不重要。但可能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能力，也正在年轻人当中退化和消失，比如与人交流的能力。
今年我在正面连接上看到一篇文章：《 现在的大学生连毕业照都不拍了吗？ 》。文章中写到：有的同学甚至怀念疫情，因为那是“可以光明正大逃避社交的日子”；共同坐在教室里一个学期的同学，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有人更愿意和网友倾诉生活，因为“距离远，不会对现实造成影响，彼此没有利益和竞争关系”。天南海北的不同背景，带来的不是好奇和宽容，而是互相对立的身份标签。
我想，对舒适和安全的追求当然是重要的，这可能是对之前一些错误的修复。但如果走得太远，是否也会使我们放弃本来应该去探索的事情——包括学习，包括社交？
《人物》杂志今年发了一篇我非常喜欢的文章：《 一个中文系教授沉迷短剧的365天 》。这位教授在看了一年短剧之后，对长剧与短剧的差异做出了精彩的总结。
他说，如果你打开B站跟着弹幕看《老友记》，从头到尾弹幕就吵两件事：第一，《老友记》是不是《爱情公寓》的抄袭对象？第二，Rachel是不是个绿茶？2000年前后《老友记》播出时，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形成价值观的时候。虽然剧中角色在私生活上有些无厘头、混乱、搞笑，但我们仍然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年轻人，看着他们的成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今天，他们的一些缺点、人性的暗部变得格外刺眼，弹幕不能接受：我们居然要看一个三观和自己如此不同的人做主角。
短剧里的评论不会有这种争执。短剧绝不会容忍“绿茶”做主角——除非是把绿茶当复仇手段。短剧不断以一种讨好的方式去预判什么能满足大家安全、愉快、省力的消费心理。
他进而总结道：
“世界有多复杂，不是我的问题，我只关心我怎么应对它。智者不入爱河。如果外面在下暴雨，我把门关上就是了。我自己在屋里看电视打游戏，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样也会丢掉原来我们在乎的一些品质。比如你遇到一个跟你不太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和他建立交往的关系？现在来说我把他拉黑就是了。你跟一个老领导去唱卡拉OK，他在那里唱《北国之春》，你无聊得不得了，那你就再也不去搞这些活动了，我们自己玩自己的。但是领导在唱《北国之春》的时候，我们也能意识到原来他还有自己这样文青的一面。你可能不会再有兴趣去关心那些你不是很喜欢的人，他们的世界也有它自己的丰富和精彩。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但整体上现代文化仍然是一个希望尽可能多地去发现不同可能性的文化。”
他还提到了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观察：请中学生谈人的心理问题，他们不会想到各种情境下的纠结，而是直接跳到拉康——弗洛伊德都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以一种理论的语言去抽象化自己的经验，但你想跟他们谈人和人情感的摩擦、去体会彼此的不容易、不能贬低任何一种人也不能贬低任何一种生活，这就很难讲清楚了。文科的很多东西，如果没有真切的体会和真实情感的生长，你说它有多特殊的意义，是很难讲的。
“有时候我想做个讲座，让AI给我列个提纲，它刷刷就列出来了。AI列的提纲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今天最广泛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列出来，那种批判、反思、反本质主义的什么东西的套路AI都知道。你以为这些很高端的理论思维，在AI那里恰恰是它最容易把握的。但是你问它，一个作家到底在关心什么事情？他在他所书写的环境里，为什么要做那样一个选择？它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得很好。文科现在有一套越来越完整成熟精密的生产机制。你的问题被抽象化，然后逐渐找到了一种将自己和真实的接触封闭起来、隔绝开来的手段。学术上是这个样子，作为个人也是这个样子。”
他在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摩擦。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摩擦，但这个时代似乎只追求光滑的、无摩擦的互动方式。
摩擦的价值
今年7月，我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Ezra Klein的播客中听到了他对年轻作者Kayla Scanlon的访谈。Scanlon一直在写关于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她也提出了一个与摩擦相关的重要概念：
“There's value in things being a tiny bit difficult.”（如果一件事有点难，说明它是有价值的。）
我们在使用数字工具时，往往没有任何friction（摩擦）。实际上，“无摩擦”（frictionless）一直是从硅谷到中国科技公司推崇的设计理念——让操作变得极其顺滑，让用户深度依赖。但问题是，如果数字世界中的摩擦全部消失，我们在其中获得的价值可能也就消失了。当事情变得太容易，就很难从中发现意义感。这或许也是今天很多人感到生活意义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往往是通过最艰难的搏斗获得的。
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思考者——不同国家的、用不同语言的——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们需要追求一些friction，追求一些困难的事情，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主动性。
今年颇为火爆的播客“独树不成林”中，树老师也在 某一期 的21分钟之后专门讨论了AI对大学生阅读能力的影响。她的基本结论是：AI导致的人类认知能力退化，很可能会使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获得的成果都付诸东流。这个判断或许激烈，但方向上与众多观察者的思考是一致的。
禁止电子设备：一次教学实验
基于以上种种思考，今年9月开学后，我在自己教的一门必修课上做了一件事：禁止使用一切电子设备，包括电脑。
如果学生说需要用电脑做笔记，我会告诉他们：研究表明用纸笔做笔记效果更好。如果他们说能控制住自己不分心，我不会相信——只要打开电脑，以为在做笔记，很快就会被其他东西吸引过去。而且这个规定延伸到了课间：你可以把手机拿到教室外面用，但如果留在教室里，就不要拿出手机。
为什么？因为我做过一期 播客 的访谈对象裴瑞在斯坦福教书时发现，学生在课间比上课时更安静——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的屏幕，没有人和旁边的同学聊天，安静到他只能播放音乐来缓解尴尬。我教的这个硕士项目只有一年时间，如果学生连这段时间都不能利用起来认识周围的人，毕业时可能一个同学都不认识。
宣布这个政策之前，我在第一堂课给学生播放了宾大教授Angela Duckworth的 毕业演讲 。Duckworth长期研究成功的人为什么成功，著有《Grit》一书，也是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她今年做了两个毕业演讲，我播放的是她在Bates College的那一场。
她在演讲中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仅仅是把手机放在视线范围内，即使翻面朝下，也会在做智商测试时拉低分数；而把手机放进包里或放在另一个房间则会提高分数。学习时手机离得越远，成绩越高——手机离得越远，GPA越高。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不是靠意志力与手机搏斗，而是一开始就把手机放得远远的，从根本上排除了干扰。
她在宾大教育学院的 另一场毕业演讲 中则讲到了AI，并且坦然承认自己在准备讲稿时借助了AI。她引用了博士生Ben Lira的研究：一组人使用AI助手练习撰写求职信，另一组独立练习，结果使用AI的参与者练习时间更短，写作能力提升却更显著。这表明，AI具备一种“隐藏的教学能力”——通过示范来教导，能精简冗长的句子、删除多余的短语、重组观点以实现更好的逻辑流畅性。
Duckworth说：“关于今天我向各位发表的演讲内容，我曾经和多个AI聊天机器人进行过深入交流。你们中的许多人此刻正礼貌地微笑着，却暗自对毕业典礼演讲者竟然用AI来撰写讲稿感到惊骇。作为问题的提出者和建议的评估者，我毫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羞愧。事实上，我为自己能主动行使选择权，并透明地运用人工智能来促进自我成长而感到自豪。”
她并不是一个反科技者。她真正关心的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确保是你在有意识地、主动地使用技术，并且真的能锻炼到自己的能力？如果不加思考地使用，能力就会退化。
她还提出了一个让我深受鼓舞的观点：AI时代的悖论在于，学生能够随时触达全世界的知识，但他们需要的教师指导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教师始终不可替代——他们促使学生完成艰难却有益的任务，防止AI沦为阻碍能力发展的无意识的拐杖；更重要的是，教育者示范着真正的智力参与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教育的根须虽然苦涩，但果实绝对甘美。”
AI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媒介
如果你今天仍然认为AI只是一个工具，那可能想得太简单了。AI是一种媒介，而传播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媒介即信息”——媒介本身就在影响信息，甚至在影响表达信息的人。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AI影响了。AI文本中有一些高频词汇，比如“dive into”，这个表达在英美日常英语中使用频率并不高，但在尼日利亚英语中比较常见——这说明训练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标注者中有大量来自尼日利亚的劳动者。如今，非洲人的语言习惯已经通过AI影响了全世界人的英语写作。
今年我和一位学生聊AI的影响，她说看多了AI输出的内容——永远是按照bullet points、完美结构输出——觉得自己在MBTI里从F人快要变成T人了，好像学会了理性的结构化思维。
很多人在写作中开始有意回避某些AI常用的格式：英文中的长破折号（em dash），因为AI爱用；双引号，因为AI频繁使用。人们以这些方式试图与AI slop保持距离。而我自己本来写作时就爱用em dash，现在变得很尴尬——我到底用还是不用？要不要为此改变自己的写作习惯？
AI已经不仅仅是被我们当作工具使用的东西，它已经影响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
今年我在YouTube上发现了一个频道叫 Yellow Cherry Jam ，我基本上把他们所有的视频都看了/听了。它打的标签是No AI LoFi——因为现在很多LoFi音乐频道的内容其实都是AI生成的，而这两个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带着自己的狗去大自然中各种美丽的地方，现场录制真人演奏的LoFi音乐。
可见，“No AI”已经成为一种体裁，不仅出现在文字上，也出现在音乐、图像和视频领域。这将是今后内容生产和消费都无法回避的一种类型。
粪便化：问题不始于生成式AI
但这一切真的只是始于生成式AI吗？今年有一本书叫 《粪便化》（Enshittification） ，讲的是互联网平台承载的一切内容似乎都在变成粪便。看到这本书时我想到，我在2016年就在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在粪便般的信息环境里生存 》——我错失了一个把“粪便化”作为理论概念率先提出的机会。但这也恰恰说明，问题的根源早于生成式AI——科技巨头早就在用各种产品制造垃圾，试图让人类变得更被动，在过程中丧失主动性。
今年我最推荐所有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是Karen Hao的 《AI帝国》（Empire of AI） 。我和作者认识，也请她到我的线下空间做过分享。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今天看到的生成式AI的发展方式，其实只是很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误认为它成了唯一的可能性。
这种以大规模模型开发为核心的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水和资源，也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意味着要与本来就缺水缺电的社区争抢资源，同时也会导致其他用于创新的资金不足。当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一种方式去发展AI，我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
经常有人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们说的“技术”往往只是某种具体的产品。我们或许可以同意技术在底层是中立的，但绝不能说ChatGPT是中立的，或者微信是中立的——它们都是具体的产品。AI不等于生成式AI，生成式AI只是AI宇宙中的一小部分，而AI是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概念。即便是生成式AI，也不能简单等同于OpenAI定义的那种具体的技术开发和使用方式。
同样，社交媒体不等于Facebook、X或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BlueSky是近两年被讨论较多的一种替代可能性，但也不是唯一的替代。算法也不应该等同于“猜你喜欢”——它完全可以是“猜你需要”“猜这个对你有用”，甚至是“猜你该关掉这个APP了”。
对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方向，我们需要新的想象力。不使用技术也是一种想象力，而且往往比使用需要更大的勇气——尤其当身边所有人都在用，所有人都说你不用就要落伍、就要被淘汰、就没有存在价值的时候。
反方向的运动
今年在纽约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9月末的某天，一群年轻人在纽约高线公园举行了一场集会，他们自称要“解救iPad Baby”——从小就看iPad长大的一代。他们现场砸了一台苹果电脑，做了一系列行为艺术。你或许不同意他们的具体方式，但这件事本身让人重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科技和技术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态度。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发生在纽约西村（West Village）：Anthropic——也就是开发Claude的AI公司——开了一家咖啡快闪店。这家店推广的不是AI，而是“不要用手机”。他们鼓励客人进来看纸质书，端一杯咖啡慢慢地思考。店里帽子上印着一个词：Thinking。他们给自己的branding叫Zero Slop Pop-up——在这家咖啡店里拒绝任何AI垃圾。从公关角度看，这是与OpenAI区分开来的策略；但背后更有意思的是，AI公司自身也在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自己在香港做的线下空间“ 过滤气泡工作室 ”里，也设置了可以锁手机的柜子，制作了写着“手机失联，生活上线”的手机袋。在具体的线下空间里推广这种对技术的反思，可能是重要的第一步。
今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APP叫No Feed。它解决的是一个简单但普遍的问题：你想搜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打开小红书，结果还没搜索就被信息流中的内容吸引走了。No Feed的做法是让你直接打开搜索页面，跳过平台推荐的一切内容。搜索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过程——虽然现在搜索结果也被AI摘要侵蚀了，但它比被动接受信息流推送仍然主动得多。这个APP上线时火了一阵，后来可能也没有太多人用了，因为我们终究太享受feed推送的丝滑体验。但它背后代表的理念和思考，依然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
纽约时报的科技作者Kevin Roose提出了一个他越来越笃信的判断：我们可能正在迎来一场类似“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或“从农场到餐桌运动”（farm-to-table movement）的内容革命。当美国快餐文化兴起之后，出现了与垃圾食品对抗的慢食运动；类似地，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与AI垃圾对抗的“慢内容运动”——一个更健康、更具艺术性的内容市场。那个No AI LoFi频道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自己在做过滤气泡工作室时也写过 一篇文章 ，提出了类似的判断：人类的创造力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之所以会出现，恰恰是因为有AI这面镜子的映照——在世界被AI slop淹没的情况下，带有人为创造的内容将能更好地彰显其价值。
美国著名的新闻教育机构Poynter也发过 一篇文章 ，认为在AI时代，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那种写作方式——强调人的感受，放大感官细节，把作者本人看到、听到、闻到、感受到的东西事无巨细地传达给读者。这似乎很有道理。
AI能伪造感受吗？
直到上个月，我看到了另一个案例。
一个叫Victoria Goldiee的人，过去两年在全世界多家知名媒体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包括《卫报》。她在《卫报》上的那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完美符合新新闻主义的写法：文章开头就是“我”（I），提到了薯片的气味、听到的音乐，既有嗅觉又有听觉，感官细节丰富。但后来被发现，她的写作是借助AI完成的。那些气味、声音、感受很可能全是编造的——她从未真正经历过那些场景，但AI帮她编出了让人信以为真的感觉。《卫报》随后撤下了那篇文章。
这个案例一度让我的想法产生了动摇——我们以为只有人类才能写出带有一手主观感受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从这个案例中我还是勉强找到了两个让自己安定下来的理由。
第一，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发现她造假的是一家叫The Local的 媒体 ，他们做了详尽的调查——逐一查证Victoria发表过的所有文章，甚至打电话找到了她本人进行质证（详见会员通讯890期）。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伪造充满五感的新新闻主义写作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有一个较真的调查记者，你还是逃不过他的眼睛。这更加凸显了在AI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调查精神。
这让我联想到今年早些时候看到的另一个 案例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位记者，本来要写一篇关于互联网大厂驻场心理咨询师的文章，在采访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受访者的很多经历都是自我编造的。这位所谓的大V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打造了各种人设，描述了自己作为大厂驻场心理咨询师的种种见闻，但其实都是虚构的。他也许可以在小红书上维持这个人设，但当较真的记者去追问时，谎言还是被戳破了。
到最后，能让我们维持一点信心的，恐怕就是在具体的媒体里工作的、仍然保留了这种原则的记者。
第二个让我安定的理由，来自译者何雨珈今年5月在天使望故乡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的AI时代再就业规划 》。文章极其幽默又极其有力，我引用其中三段：
“从前找我翻译的人改用AI，也阻止不了我看到一段精彩的文字，想要把它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渴望，当成练习，作为消遣，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一样东西的毁灭，往往是毁灭者和被毁灭者的共谋。AI能不能取代我们，怕还是要看我们是否任由自己被取代吧？即便大脑的功能可以被AI全面赶超，我们还有这具肉身。触摸一朵花，指间与大自然相接产生的震颤；耳边听到候鸟的鸣叫，强烈觉知物候季节的变化；到街头去，用真实的手拥抱具体的人，交换彼此的体温；坐在书桌前，因为一本书产生笑容或眼泪这些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
“你作为‘人类’的这些‘主体性’感受，拍成视频，录成播客，写成文字，分享到互联网上，会被AI抓取、整合，变成大模型的‘又一餐’。但那又怎样？就不去创作，不去感受了吗？这个‘肉身入局’的体验过程，难道要让AI模型为我们提纲挈领，一二三点地总结了事？我们所说的‘热爱’，往往并不在于谋生或养活自己，而是让人在被某种无法控制的东西吞噬前，多活那么一小会儿。至少这是翻译对我的意义。”
是的，也许AI的产出最终能够在形式上模仿我们能做的一切。但AI终究不能替代你作为人肉身入局的过程，终究不能替代你去感受。也许当我们被逼到墙角，最后能想到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我们自己在体验和感受这一生的过程。
年度推荐
最后，简要分享一些我今年推荐的内容。
年度媒体： 我会选择 水瓶纪元 和 我们WOMEN 这两个newsletter。它们都在Substack上发布（水瓶纪元也有微信公号），坚持对中国国内事务的新闻记录。很多内容在墙内无法发出，但一批作者依然在境内以艰难的方式坚持工作。
年度好书： 王政老师的《五四女性》今年非常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原是二三十年前写成的英文著作，最近才被翻译成中文，但一百多年前五四女权主义者的故事在今天的年轻人中依然能产生强烈回响。
我的同事谭蕙芸写的《家锁》，讲述了她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哥哥从父权制枷锁下解救出来的故事——她的哥哥被关在家中25年，无人知晓他的存在，但他非常有才华，他的画作今年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展出了。
另外两本小书——从篇幅上说很小，但非常打动人——是《荒野寻马》和《林门郑氏》，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非虚构写作，能产生很多共鸣。
播客推荐： 《越向书》的历史类内容；依托纽约文化沙龙的《选修课》；与美国知名播客达成官方合作、用AI技术将英文内容转为中文的《世界播民》；以及英文播客《Rhyming Chaos》——由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金玉米（Jeremy Goldkorn）和我的长期论文合作者Maria Repnikova主持。Chaos是混乱，Rhyme是押韵——他们在美国看到美国滑向威权主义的深渊，就想去探访世界其他地方经历过威权主义的人的故事，讲的是威权主义在全世界的“押韵”。
演讲推荐： 两则来自一席少年的演讲。 一则 关于高考，分析了高考中最看重的能力如何成为AI时代最不重要的能力； 另一则 关于游戏，对游戏进行了精细分类。两者的共性是：看到事物更底层的本质——科目虽然不同，但可能70%都在考记忆力；游戏看上去都是游戏，但游戏与游戏之间可能天差地别。
尾声：空间、体验与线下
过去半年在香港运营“过滤气泡工作室”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空间和体验也是媒体的一种存在形式。比如，漫画家陆冉来我们那里做活动，我们组织大家用画画的方式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和做媒体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
做完这场活动，我明天就带一个游学团去韩国济州岛，与岭南大学的潘毅老师合作，考察济州岛的合作社和社区的共学、共享、共有经济模式。带一群人去一个地方，了解那里的故事——不管你叫它走读、导赏还是游学——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内容消费。走到线下，获得线下的体验，可能是在AI时代尤其重要的一种回归方式。
这就是我今年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从去年的“机构”到今年的“AI”，我关心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在各种力量的异化之下，人如何回归本心。也许答案并不复杂——去做困难的事，去感受真实的摩擦，去和具体的人建立联系，去用这具肉身体验这一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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