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3｜硅谷右翼的权力网如何形成？聊聊彼得·蒂尔的思想启蒙拼图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从斯坦福校报到白宫副总统——蒂尔的思想拼图与权力网络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公众视野里常被简化为几个标签：PayPal、Palantir、Founders Fund 的创始人，特朗普的支持者，JD Vance 背后的金主。但这些标签背后，其实是一套几乎没怎么变过的思想体系——它的起点是 1987 年斯坦福校园里一份挑衅性的学生小报，核心骨架由吉拉德的模仿理论、施密特的敌我论和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搭成。这套哲学落到地面，就是 PayPal 的合并、Facebook 的早期投资、Palantir 在 "例外状态" 下的监控业务，以及他扶持 JD Vance 进入白宫的整个过程。蒂尔的政治参与方式已经从早年的 "逃离政治"（海上家园）翻转为 "介入建制"——他不再想离开国家，而是想通过造王（Kingmaker）来重塑它。这是硅谷右翼权力网络的浓缩版：一个自 18 岁起就没变过右的人，把校园里的挑衅文化，变成了一套横跨媒体、VC、智库和白宫的基础设施。

一、《斯坦福评论》与校园文化战的起源 (02:14 - 09:43)

要理解蒂尔，时钟需要拨回 1987 年的斯坦福。那一年，哲学系大三本科生 Peter Thiel 和同学 Norman Book 共同创办了《斯坦福评论》。这份小报出现的背景是美国校园里一场特殊的文化战——不是整个美国社会的，而是加州、斯坦福这类精英学府内部的。

当时美国的图景很分裂：里根执政、基督教右翼成为全国文化主流，但在大学里，占据话语权的却是反越战、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左翼学生。70 年代以来，一批左翼学者推动把柏拉图、亚当·斯密、马克思这种西方原典从通识课程里拿掉，理由是这套课程忽视了非西方的文化精髓——也就是所谓 "文化相对主义"。耶鲁教授 Allen Bloom 则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批评大学变成了让学生自我感觉良好的地方，不再传递真正的学术价值。蒂尔和他的同学正是在这个夹缝里起步的：全国在右转，校园却在左转，他们在校园里站在了右边。

资金是关键。大三学生蒂尔当然没有钱，《斯坦福评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欧林基金会（Olin Foundation）。欧林的创始人是军火商 John Olin——二战时期著名的 M1 卡宾枪就是他家企业生产的。1969 年康奈尔大学爆发激进学生占领大楼事件后，已经 80 岁的他成立了欧林基金会，目标非常具体：打破左派对大学的垄断，且不去改造已有的校办媒体，而是直接资助右派学生办新的独立刊物。欧林同时资助了 100 多份这样的学生小报，名字大多叫 "XX 评论"——斯坦福评论、康奈尔评论、达特茅斯评论、加州评论。

欧林基金会还立了一条奇特的规矩：创始人死后 25 年内必须把钱全部花光、关门。基金会确实在 2005 年关闭。但它留下的东西远不止一批学生杂志。对蒂尔来说，有一个校外金主意味着他不必向斯坦福的任何学生组织申请经费，校方也无法通过卡预算让他闭嘴——这是他整个人生里一再重复的模式：用外部资本，绕过本地建制派。

《斯坦福评论》不是斯坦福的正式校报（那是 Stanford Daily），而是以挑衅为风格的小报。他们回应 Allen Bloom 的批评，要求把左右辩论还原到校园生活中。但如果今天去翻当时的文章，大量内容极具挑衅性。后来成为硅谷著名 VC 的 Keith Rabois 当年在宿舍里对着同性恋同学骂脏话——讽刺的是，他本人后来公开出柜。这种挑衅气质本身就是筛选器：它把那些敢讲、愿意对抗主流的人筛到一起。李狄皓的观察很直接：蒂尔这个人，思想内核三十多年从未变过。很多大知识分子经历过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剧烈转向，但蒂尔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右派。

二、模仿理论与施密特敌我观的商业实践 (10:14 - 20:40)

蒂尔的思想有三位主要的哲学影响者，第一位是吉拉德（René Girard）。吉拉德是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80 到 90 年代在斯坦福教书——法国人觉得他在美国很出名，美国人觉得他在法国很出名，两边其实都不算特别有名。蒂尔是让他出圈的关键人物之一。

吉拉德的核心思想是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

人是没有自发的欲望的，我们所有欲望都是模拟其他事物的欲望。

人模仿他人，但资源有限，所以模仿必然导致竞争、冲突和暴力。蒂尔把这套理论直接翻译成商业策略：不要参与竞争，要去垄断。这就是《Zero to One》的底层逻辑。他爱讲的例子是自己和马斯克：当年 PayPal 和 X.com 都在 Palo Alto 做电子支付，天天在一样的馆子吃饭，招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产品。蒂尔的看法是——既然这就是模仿欲望在内耗，不如合并。"参与竞争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你不如去逃离竞争。" 具体这两家合并过程到底有多友好是另一回事，但 Zero to One 的整套世界观就是这样铺出来的。

模仿理论同时解释了他早期对 Facebook 的投资。蒂尔看起来不太会社交，但他读过 Related Art，对人的社交属性有自己的理解。Facebook 的逻辑在他看来是完美的模仿性增长机器：平台足够大，人就有无数对象可以模仿，欲望的复制空间因此可以无限扩张。

有意思的是，蒂尔对吉拉德的使用是选择性的。吉拉德本人的理论基于对莎士比亚、堂吉诃德、《红与黑》这些文学著作的批评，远比 "人会模仿" 复杂得多。房天语的评价相当尖锐：蒂尔用的部分其实并不深奥——上过学的人都知道 "你跟我太像，我就对你有一点恐惧"，小学争课代表岗位时大家都会本能保持距离。但蒂尔愿意用吉拉德这套包装让它显得更有哲学性、更有政治性。现在硅谷的蒂尔信众天天把 "this is mimetic" 挂嘴边——模仿理论本身变成了最具模仿性的词。

第二位哲学家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德国法学家，前纳粹党党员。他的核心观点是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忽视或掩盖了敌我关系。 战后自由主义幻想通过包容同化所有人、让所有人参与一个共同的自由社会——施密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去讨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社会会出现种种政治危机。蒂尔把这套框架套到了 911 上：冷战之后、福山 "历史的终结" 之后，西方社会相信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可以共荣；911 证明这只是假象。"你一旦认为敌人和我们是可以共荣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这些在意识形态上、宗教上、哲学上本质的对立关系。"

施密特还有一句更著名的话：

主权源自于可以决定什么是例外状态的人。

在例外状态下，正常的民主程序必须被绕过。这几乎是 Palantir 的哲学蓝图。 2003 年蒂尔创立 Palantir 时，这家公司很长时间在秘密状态下运营，硅谷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初期也难以融资，是蒂尔自掏腰包撑起来的，CEO Alex Karp 同样是文科生出身。Palantir 的业务逻辑就是：在 911 这样的例外状态下，敌我界限不是由西方自由主义者划的，而是由攻击者划的，西方必须回应，且回应方式不应拘泥于自由民主程序。《爱国者法案》在例外状态下对个人物品、隐私、数据的搜查，蒂尔认为是必须的；Palantir 的任务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替政府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任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Palantir 其实主要做的是 B2B SaaS——因为企业业务挣钱多。但最近几年情况完全不同：ICE（美国移民执法机构）据报道用 Palantir 搜寻无证移民，过去几个月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也都出现了 Palantir 的影子。那家建立在哲学上的公司，正越来越公开地参与政府和军方的法外行动。

三、施特劳斯主义与深层政府的政治运作 (20:40 - 27:22)

第三位，也是最关键的一位哲学家，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他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政治光谱上与施密特正相反，是一个对自由民主有坚定信念的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认为世俗化并不是宗教的完全退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仍然嵌在基督教犹太教的传统里。

他的核心论点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在冷战中的胜利终结了历史，那么施特劳斯认为 "民主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终结"。民主可以是最好、最后的制度，但对它的批判会持续。哲学和政治因此可以分开、甚至相悖。哲学家该怎么表达真正的思想？施特劳斯的答案是隐微写作（Esotericism）：每一篇文本都有字面含义和隐藏含义两层，真正的思想写进隐藏的那层，只有少数 "天选之人" 能读到。

蒂尔认同这一套。他的想法可以简化成：民主社会有议会、有民选总统，这套制度可以保留，但它下面必须有一套隐性的政治，由少数人在暗中操作，不能让所有民众知道——否则民主制度就不 work 了。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类比：特朗普那次选举后说民主党有个 "Deep State"，有一批人在真正运转美国社会——蒂尔其实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他只是认为 Deep State 是个好事，而且他自己是应该属于这群人之一。

Palantir 在这个框架里扮演的角色也就清楚了。2000 年代末到 2010 年代初，可获得的海量数据几乎全是文本，Palantir 的能力是从这些文本的浅层里提取出深层含义——这本身就是隐微写作的技术化版本，目的是帮助深层国家越过民主程序、统治社会。对蒂尔来说，施密特与施特劳斯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紧密咬合的：施密特提供 "例外状态下何以越过程序" 的授权，施特劳斯提供 "为何这套越过必须隐于暗处" 的说明。

蒂尔身边的天选之人，一部分来自斯坦福评论的圈子。他把自己定位成 Kingmaker，操盘权力关系但自己不上前台。直到最近几年他在科技圈外都相当低调，但其实一直深度参与：支持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的 JD Vance、支持 George Hawley、支持特朗普。这种低调风格的确与施特劳斯主义相符——真正操盘的人不该在聚光灯下。所以房天语也承认一个谜：为什么 2016 年蒂尔要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公开演讲支持特朗普？按他过去的思考方式，这件事太张扬了。

促成这次高调亮相的是一篇著名文章：Michael Anton（后来成为特朗普内阁的政策规划主任）写的《The Flight 93 Election》。Anton 是一位施特劳斯主义者，据说正是蒂尔把他介绍给特朗普的。文章的比喻是：2016 年大选就像 911 那架 93 号航班——飞机已被恐怖分子劫持，乘客要么冲进驾驶舱试图降落，要么必然坠毁。特朗普就是那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愿意冲进驾驶舱的乘客，虽然降落成功率渺茫，但不做任何事失败率是 100%。这套叙事的前提是：保守主义、校园、文化都已经被左派多元主义者劫机了。支持特朗普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选择。 蒂尔那年在 RNC 公开讲那番 "我骄傲我是同性恋，我骄傲我是共和党人，最骄傲我是美国人"，本身就是他觉得必须讲这番话的历史时刻。

四、科技右翼的权力网络与思想传承 (27:22 - 35:24)

除了三位哲学家之外，蒂尔还有一个战术层面的老师：David Horowitz。这是个容易让人混淆的名字——他不是 A16z 二老板 Ben Horowitz，而是 Ben 的父亲。

David Horowitz 的人生是美国政治光谱的一次完整摆动。他父母是 1929 年入党的美国共产党员。他年轻时是世界级的左翼学者，曾加入罗素和平基金会、给罗素打工，与萨特、波伏娃熟识；罗素和萨特联手搞的 "罗素法庭" 就是为了缺席审判美国政府和林登·约翰逊。回到美国后他担任《城墙》（Ramparts）杂志联合主编——这是 60 年代美国左翼的圣经级刊物，首次披露美军在越南使用凝固汽油弹的报道被马丁·路德·金反复引用，也是它出版了切·格瓦拉牺牲前最后一篇日记（由卡斯特罗亲自作序）。《滚石》杂志两位创始人早年也是《城墙》的员工。

然后 Horowitz 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成了右派。特朗普第一次大选期间他为竞选团队提供策略建议。他与蒂尔的相识正是在欧林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他交给蒂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守规矩，不要绅士地辩论，要主动挑衅，要创造叙事，要指名道姓地攻击，要用左派的办法去打败左派。 他自己就是这么玩的——著名作品《美国最危险的 101 位教授》里指名道姓痛骂乔姆斯基，并和乔姆斯基常年对骂。

1995 年蒂尔把早期《斯坦福评论》里的文章扩写出版成书《多样性神话》（The Diversity Myth），那本书的观点——行政官僚膨胀、科研政治化——直到今天仍是科技右翼的核心 talking points。为此书作序的是女性研究先驱 Elizabeth Fox-Genovese，一位从马克思主义 + 女权主义者转向保守派天主教徒的女学者，因坚决反堕胎被主流女权主义者视为叛徒。她之所以愿意为蒂尔作序，她自己说是因为特别反感身份政治。

《斯坦福评论》这个圈子的人今天在哪里？David Sacks——《多样性神话》的合著者，现在是特朗普内阁的 AI 与加密货币沙皇（两个都管）。Keith Rabois——当年在宿舍骂同性恋脏话的那位，现在是硅谷顶级 VC，他丈夫 Jacob Helberg 是现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Joe Lonsdale——Palantir 联合创始人、8VC 创始合伙人，还搞了一家新型智库 "西塞罗学院"，试图把公共政策当产品做。Steven Cohen——Palantir 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八周内做出第一个产品原型，现在是 Palantir 总裁和董事会成员。George Hawley——现任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零几年时做过斯坦福评论编辑。最近几届编辑还有 Lisa Wallace（曾在 Palantir，后与中国创业者创立 Atbo，被跨境工资支付公司 Deel 收购）和 Anthony Ghosn——他爸是鼎鼎大名的日产雷诺前 CEO 卡洛斯·戈恩，当年那个藏在大提琴箱子里逃出日本的 CEO。

这些人在政治光谱上是趋同的。 李狄皓的判断是——大多数人应该是先认可这个理念再加入的，写那种挑衅性文章需要全身心投入，本质上不认同就很难混下去。房天语则补了一层更细的观察：这些人加入斯坦福评论时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政治思想很大程度是社交的结果。一个人不一定是先读了施密特才加入圈子，而是先被一群敢讲敢辩的人吸引，慢慢长成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所以 "斯坦福评论系" 不只是理念筛选，更是一套思想社会化机制。

五、媒体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红政治动员 (35:24 - 44:29)

除了通过《斯坦福评论》筛选人才，蒂尔还在系统性地构建一整套科技右翼的媒体基础设施——对抗的是他眼中偏左的主流媒体。

Pirate Wires（海盗通讯） 的创始人是 Mike Solana。他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企鹅出版社——看了一篇蒂尔的文章之后成了小迷弟，主动联系 Seasteading Institute（海上家园研究所，蒂尔和 Milton Friedman 孙子 Patrick Friedman 想在国际海域上建国际海域之外的新城市）。据 Solana 回忆，蒂尔在一场线下活动上说自己在写一本书但对出版一窍不通，Solana 说出版我门清。这本书后来就是《Zero to One》。Solana 搬到加州加入创始人基金，成为基金第一个 PR，且至今没离职。蒂尔和创始人基金都投了 Pirate Wires。

Pirate Wires 最出圈的两组报道很有代表性。第一组是旧金山城市治理。 杂志天天骂旧金山政府——从科技业收巨额税收，但零元购、流浪汉、治安失控。他们的口号是 "科技从业者不要再做沉默的纳税人，我们要夺回城市的控制权"。这套舆论直接推动了对激进左派检察官 Chesa Boudin 的弹劾——在他任上，950 美元以下的小偷小摸基本不起诉，零元购因此成为风气。24 年旧金山市长选举结果是一位亲商业的市长上台。第二组是维基百科。 他们调查发现维基百科 90% 以上的内容由极少数高权限编辑决定，右派人物（蒂尔、马斯克等）词条里的负面内容明显更多，而基金会每年收几亿美元捐款但服务器成本不高，钱被拿去做很多偏 DEI 的项目。这组系列报道当年火到维基百科的编辑都在劝读者不要捐款——因为钱进的是基金会，不进编辑的口袋。

同一个 Thiel 生态里还有 Palladium 这本讨论 "治理未来主义"（自由主义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杂志，其中一篇关于斯坦福的文章《Stanford's War on Fun》广泛出圈——批评斯坦福疫情期间的规则以及反性骚扰政策导致学生不敢社交。房天语有一句很妙的观察：蒂尔这个人这么多年这么讨厌学校，讨论的话题却始终绕不开那几所大学。

第三个核心平台是《American Greatness》（美国伟大）。 创始人 Chris Buskirk 早年是个不成功的商人，路透社深度报道扒出他因为欠债被起诉过至少 11 次，催债方包括商业伙伴、催债公司、太阳能安装公司甚至一家干洗店。他一直打理家里做小众领域保险的生意，十几年不温不火。2015 年他开始给边缘右派小媒体写文章，2016 年创立美国伟大，正好赶上特朗普第一次大选。这份媒体成为亲特朗普、反建制派的发声平台，Buskirk 开始上 NPR、PBS、福克斯新闻为特朗普解读议程。媒体本身挣不了钱，初期靠的是蒂尔的赞助活下去。

2019 年蒂尔把 Buskirk 介绍给 JD Vance，两人联合创立了 岩桥网络（Rockbridge Network），做新一代右派基层政治动员组织，意图取代柯克兄弟那一代的模式。支持者里是一批偏右派的科技人——蒂尔、Marc Andreessen 等等。岩桥网络自己搞了一家 VC 叫 1789 资本（1789 年是美国宪法生效的年份）。特朗普的儿子在 24 年大选胜选几天后就加入了 1789。李狄皓查了它的投资组合：X.ai、Neuralink、SpaceX——马斯克旗下三家公司。逻辑不太寻常——这是 23 年才成立的新 VC，马斯克旗下公司如果要融资，顶级 VC 会抢着送钱，一般轮不到它。

投资组合里真正刺眼的是一家叫 Happy Dad 的气泡酒公司。看似不相关，但它的创始人是网红组合 NELK——搞怪视频 YouTube 上 800 多万粉丝，在美国年轻人里极具号召力，且立场鲜明亲特朗普。2020 年他们三人和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会面拍视频，24 年大选又多次出席特朗普集会。在网红经济的时代，影响力就是上桌的筹码。 蒂尔的逻辑在迭代：JD Vance 是上一代的网红——畅销书作家；贫苦出身、参军、名校、不太成功的投资人，这条履历其实不那么特别，真正让他被记住的是《乡下人的悲歌》这个标签。今天的右派网红面向的受众——主流话语里之前不觉得自己被关注的年轻白人男性——和《乡下人的悲歌》的读者群本质上是同一批人。蒂尔在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媒体人和网红，扩大他在话语权上的影响力。

六、JD Vance 与 Kingmaker 的政治实验 (44:29 - 49:00)

蒂尔的各种机构——《斯坦福评论》、Thiel Fellowship、他的 VC——本质上都是选拔机制。Thiel Fellowship 申请表里最著名的问题是："有什么事情是大多数人都同意、但你反对的？" 这是思想过滤程序：筛选那些能跳出主流共识、敢于挑战既定规则的人。

JD Vance 是这套机制下最突出的门生。蒂尔和 Vance 结识于 2011 年，蒂尔在耶鲁法学院做了一场关于技术停滞与美国精英衰败的演讲，Vance 后来说这是他在耶鲁法学院最重要的时刻。之后 Vance 短暂加入蒂尔的风投公司、与他共同创立机构，开始投身政治。蒂尔在 Vance 的参议员竞选里花了 1500 万美元，帮他拿到特朗普的背书。在竞选副总统前 Vance 还公开说自己是坚决反对特朗普的人，是蒂尔帮他缓和了与特朗普的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做？房天语给出的解读是一个清晰的思想转向。2008、2009 年前后，蒂尔还是一个完全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不相信税收，不相信政府管控，反对公共服务，支持 Seasteading（海上家园）的构想：租或建一艘大游轮停在国际海域，不交税，不受任何国家管辖。那时候他对政治完全失望，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该不参与选举、离开政治中心，通过科技找其他出路。

特朗普上任改变了他的判断。他发现自由意志主义者其实可以通过美国政治获得权力，可以通过建制改变现状。这是他思想的一次重大转折：从逃离政治转向参与政治。

但 Vance 只是其中一枚棋子。蒂尔还给 George Hawley 投过钱，还有《Zero to One》的合著者 Blake Masters——他下的是很多注。他不是要亲自操盘，他是在做 Kingmaker：把能通过自己思想筛选的人，送进有政治权力的岗位上。 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施特劳斯主义者他知道真正操盘的人不能在前台——民主不能让人们知道权力是怎么运作的；另一方面他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受选民喜欢的人——没有亲和力，不像 Vance 或特朗普能让一部分选民觉得 relatable，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交流的人。

所以从 Silicon Valley 里的 Peter Gregory，到电影《Mountainhead》里的教父人物（原型可能也是他），蒂尔在流行文化里反复以 "老师" 和 "Kingmaker" 的形象出现。这不是偶然——他真正想要的就是当那个不上台的人：从斯坦福校园的小报出发，用三十多年铺一张横跨哲学、商业、媒体、VC、智库和白宫的权力网络，并在网络的每个节点放上一位通过了他思想筛选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