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China Trying to Sever Plato from NATO: Chang Che on Beijing's Embrace of the Greco-Roman Classics - 主题精读稿

前言：当古希腊遇上中国——学术好奇心与国家意志的复杂交汇

中国对希腊罗马经典（Greco-Roman Classics）的热情正在加速升温，但这种热情究竟是学者的自发追寻，还是国家战略的精密布局？Sinica Podcast 主持人 Kaiser Guo 与《纽约客》（The New Yorker）作者常车（Chang Che）围绕后者的长篇报道《中国如何爱上经典》展开深入对话。节目触及多重张力：习近平致函希腊学者时的"时间手术"——将古希腊从现代西方中剥离，使之成为中国的文明盟友而非意识形态对手；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思想何以跨越巨大文化鸿沟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热潮；一位热爱《奥德赛》的中国青年古典学者何晏晓（He Yanxiao）如何在中美两个学术体系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不是一个关于国家操控的简单故事，而是真实的学术热忱与国家征用相遇时所产生的远比纯粹的犬儒主义所能容纳的更复杂、更有趣的故事。

一、文明话语的陷阱：为什么我们总想给知识好奇心找一个地缘政治理由 (00:08 - 08:13)

面对中国学者研究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现象，大多数西方评论者的第一反应是追问战略动机：这说明了中国国策的什么意图？这是软实力操作吗？但如果把问题反过来想——美国拥有数百位汉学家，从未有人追问他们钻研战国诸子或唐诗背后有什么战略算计。我们倾向于认为知识好奇心是不言自明的，爱上一个文明的文本、思想和基础性作品，这是自然而然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个地缘政治的辩护。 在讨论中国的经典热情时，这种不对称性值得被记住。

但话说回来，确实有超越个人学术兴趣的东西正在发生。国家介入的维度是真实存在的，甚至在加速。理解国家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主持人引入了自己近期持续思考的"文明话语"（civilizationist discourse）框架——这种政治倾向不是将当代冲突框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利益之间的碰撞，而是将其描述为更深层、更古老的东西：各有其不可化约的本质、天赋和历史命运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框架之所以具有诱惑力，恰恰是因为它把各国面临的偶然的、历史上特定的问题——经济焦虑、政治合法性危机、地缘政治竞争——转化成了某种感觉上古老的、本质性的，因而超越了普通政治谈判的东西。

这一话语谱系可以从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一直追溯到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再到杜金（Alexander Dugin），甚至到特朗普治下西方民族主义右翼将"西方文明"当作战斗口号的做法。文明话语执行一种双重操作：在国际上宣称差异性和独特性，同时在国内强制实施统一性和同质性，利用文明认同来否定内部异见。政治学者陈新疆（Chen Xinjiang）关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与全球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之间互动的研究，以及中国互联网上"白左"一词如何揭示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和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跨越防火墙相互"污染"的过程，为理解这个经典故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二、不只是国家项目：经典热情的草根根基与国家介入 (08:14 - 18:34)

2024年11月美国大选日当天，剑桥古典学家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被商务舱送到了北京，参加在雁栖湖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World Conference of Classics）——四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九场同时进行的分会、习近平的亲笔信、各国大使和政界人士悉数到场。惠特马什后来将其描述为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奇特也最具重大意义的事件"。

但主持人对一种简化叙事保持警惕：不能将这一现象完全通过中共国策的透镜来观察，仿佛这整件事不过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完全自上而下的、彻底工具化的软实力操作。知识热情是真实的，国家的参与和学者的好奇心交汇时产生的故事，远比纯粹的犬儒主义所容纳的更有趣。

嘉宾常车正是最了解这一领域的人之一。他此前在"中国项目"（The China Project）发表的文章以奥地利古典学家利奥波德·列布（Leopold Lieb）为核心，充满乌托邦式的温暖，围绕"互相发明"（hu xiang fa ming，互相发明/mutual illumination）的理念展开。而四年后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长文则更为复杂——国家从背景走到了前台，核心人物何晏晓既不完全属于中国学术界也不完全属于美国学术界，夹在两个体系之间。

常车坦言，他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国家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参与进来。2022年写列布时，还没有太多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机构与经典的关联。但到为《纽约客》写稿时，政治局委员李书磊已经在亲自推动世界古典学大会，惠特马什乘坐的商务舱机票由中央政府赞助。草根层面的兴趣依然存在，但新增了国家介入这一维度。

常车个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有简单和深层两个来源。简单的一面：他从中学起学拉丁文，对古典哲学怀有热爱，正好赶上夏洛茨维尔事件（Charlottesville）前后经典学进入美国政治的时刻。深层的一面：2020年前后他来到中国，那正是"脱钩"（decoupling）的高峰期。与此同时，许多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中国古典学者因COVID回国，受到大学的热烈欢迎。他们讲述自己在美国教荷马时课堂冷清，而在中国讲课却场场爆满，这种反差深深吸引了常车的注意。

三、国家介入的真实面貌：大学制度、经费与"经典"的定义之争 (18:35 - 27:20)

国家介入古典学的方式比外界想象的要微妙得多。一方面，确实有专门拨款支持大学开展被归类为"经典"的活动；但另一方面，当官方说"我们喜欢经典"时，大学层面面临的是一系列棘手的实际问题：什么算"经典"？中国大学原本并没有类似西方的古典学系——研究古代的学者分散在中文系、历史系、文学系和哲学系，一个古典学者可能归属四五个不同的院系。

在经典复兴的压力下，各主要大学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制度重组，建立类似西方古典学系的架构。 但迄今只有一两所大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它们都与刘小枫（Liu Xiaofeng）有关——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和四川大学（Sichuan University）目前设有古典学系。

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语境下"经典"的定义目标是让学者同时精通东西方两个传统。经典学系既是柏拉图的家，也是孔子的家，学生可以修读两个传统的课程。

常车强调，国家介入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统一灌输。在这个经典复兴的空间里，存在着大量不同的观点和"派别"——关于什么是经典、应该提升哪些经典来与西方接轨，这些争论正是他试图在文章中呈现的。有专门拨给大学的经费，有关于如何回应中央政府鼓励的制度性讨论，但实际操作发生在大学层面——系统中非常低的层级——这就为多样性留出了空间。

四、"将柏拉图从北约中剥离"：习近平的信与文明时间的手术 (23:33 - 39:55)

主持人引用常车《纽约客》文章中的判断——"中国官员倾向于将西方经典视为对其政治的补充"——但随即提出了一个不对称性的挑战：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慷慨资助中国哲学研究，我们会说美国官员将中国经典视为对其政治的补充吗？大概不会。

常车承认这个不对称性的存在，但进一步区分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真实知识好奇——中国教育水平提升，越来越多年轻人有能力接触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像何晏晓这样的学者就是纯粹爱上了《奥德赛》。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在寻找满足某些KPI的途径，习近平的"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就是将中国从经济强国提升为文化强国的努力。常车坦言，他在美国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特朗普试图改变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与中国官方层面的做法有相当的相似性，虽然后者更加谨慎和技术化。

习近平2023年初致函希腊学者，祝贺中希联合中心成立。这封信包含一个引人注目的表述：中国和希腊从欧亚大陆的两端"交相辉映"，应当共同促进互学互鉴。主持人敏锐地指出了这一表述中被排除在外的东西：不是"中国和西方"，不是"中国和欧洲"，而是"中国和希腊"——古希腊被隐含地定义为一种文明秩序的一极，这种秩序先于并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现代国际秩序。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北约、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全部被悄悄搁置，剩下的是古希腊，被重新定义为中国的文明盟友而非意识形态对手。

常车对此保持了审慎的认识论谦逊。他承认习近平（很可能也是"九号文件"的作者，该文件明确拒绝现代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对古希腊的尊重确实构成了一种讽刺：传统古典学者会认为那些在"九号文件"中被拒绝的思想正是源于古希腊。

He's very respectful to ancient Greece. But he's also potentially the author of Document Number Nine, where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his approach to modern liberalism and Western democracy. The irony is that traditional classicists would say that those ideas were sort of derived from ancient Greece.

但常车拒绝轻易下定论。有一些没有争议的判断是可以做出的：中共正在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古代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想与希腊建立联系，因为希腊显然是古希腊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关联可以证明他们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者。普林斯顿的柯马丁（Martin Kern）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点："你们有苏格拉底，我们有孔子。"在这个层面上，结盟的动机非常直白。

但更深层是否存在施特劳斯式的意图——有意识地将古代人从现代人中剥离——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刘小枫是施特劳斯的重要诠释者，他在官方经典推动中扮演更大角色，但常车表示自己没有足够的信源来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影响。

在官方意愿和基层实施之间，常车做出了重要区分：习近平或许相信存在某种可以传承的"文化本质"——这正是西方古典学系近年来竭力批判的"经典意识形态"（classical ideology）。但从官方的愿望到中国大学实际的经典学科建设之间，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级。一个是愿望的表达层，一个是实施层。

五、施特劳斯热与天安门一代：危机意识如何驱动古典转向 (39:56 - 47:03)

刘小枫是人民大学的哲学家，翻译和编辑了大量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是许多中国学者（包括何晏晓）通向古典世界的门径。而他自己的入口则是施特劳斯。在西方，施特劳斯这个名字带着沉重的行囊——他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切尼（Cheney）和沃尔福威茨（Wolfowitz）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更近的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和MAGA运动的思想基础有所关联。

但主持人提出，真正跨越文化鸿沟传播到中国的施特劳斯思想，其实更为基本也更值得同情：一种文本主义的信仰——伟大的真理蕴含在伟大的文本之中，只要足够深入地阅读就能发掘出永恒的真理。 这个理念在中国有一个深刻的先验对应物：整个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理学，就建立在经典包含取之不尽的道德与政治智慧、值得毕生精读的信念之上。

常车补充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施特劳斯与天安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享一种世界观。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西方已经丧失了对自身的信心，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挑战了西方文明赖以立身的原则。而1989年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经历了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曾相信中国会走向自由民主、加入"文明世界"的新启蒙运动以一种残暴的方式失败了。

Strauss thinks that the modern West has sort of like lost faith in itself. The principles that animated the West is being challenged by new theories like historicism and relativism.

关键的不同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1989年的反思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倾向于归咎于政府，认为如果政府不镇压就会成功。但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其视为对运动本身的审判——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寻找除普世主义真理之外的替代方案来为社会奠基。这种危机意识与向古代转向的模式——现代世界令人失望，让我们回到古人那里寻找答案——恰恰是施特劳斯毕生事业的核心动力，也深深回应了89后那些迷失的知识分子。

如果既不能依靠无疆界的普世真理，那就必须向更特殊的方向寻找，必须"closer to home"——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复兴在这个脉络中应运而生。

六、"事件"的回响：美国古典学内部清算如何震荡太平洋彼岸 (47:04 - 52:12)

2019年，在圣迭戈的古典学会（Society of Classical Studies）年会上，古典学者丹尼尔·帕迪亚·佩拉尔托（Daniel Padilla Peralta）做了一场关于少数族裔学者在该领域代表性不足的报告。一次与听众的交锋演变成了——取决于你的立场——要么是一场必要的清算，要么是学科在"觉醒主义"中自我吞噬的象征。帕迪亚·佩拉尔托表示希望古典学"死去，并且迅速地死去"。古典学界至今称之为"那个事件"（the Incident）。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极其"美国化"的、发生在极度专业化的学术会议上的特定事件，一路传播到了太平洋彼岸。 中国研究生们在讨论它，他们传阅了一篇匿名文章，将其描述为美国学术界的荒诞现实，并援引与文化大革命的类比——一位中国评论者写道："打倒孔子，烧毁万神殿——配方不同，味道熟悉。"

常车强调，这提醒我们中美之间的话语是高度渗透性的。这种渗透性不仅仅来自互联网，更来自每年32万赴美中国留学生的物理流动——他们寒暑假回国时带回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思想的持续交换。经典复兴固然有国家引导的成分，但也是中美数十年交往的产物。女权主义在中国当下的流行同样是这种交流的产物。

这里出现了一个充满讽刺的张力：帕迪亚·佩拉尔托等人的目标是让古典学向更多有色人种开放，但在美国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中国古典学者群体中，许多人对此并不买账。他们最初进入这个领域恰恰是因为想要研究经典本身、研究"正典"（the canon）——他们对"死去的白人男性"完全没有意见。何晏晓是少数能够在这道奇异的裂缝中架桥的人物之一。

中美话语跨太平洋传播和变形的例子不仅限于此。从反方向来看，"内卷"（Neijian）和"996"等中国特有的概念已经跨越太平洋进入硅谷的语言中。

七、文明话语的双重操作：雁栖湖大会的内外之间 (52:13 - 56:35)

回到陈新疆关于文明话语执行双重操作的框架——对外宣称文明的独特性，对内强制统一性——雁栖湖的世界古典学大会几乎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点。对外是中国和希腊作为欧亚两极的精致"双边虔诚"——互相学习、文明平等。但这一框架排除了许多其他文明：印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世界，甚至罗马本身也在叙事中被边缘化——一切都聚焦于希腊。这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双边宣称，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多元主义框架。而在大会内部，惠特马什注意到希腊文化部长利娜·门多尼（Lina Mendoni）明确谈到了"迎合少数群体的学术"的有害影响。在一场表面上致力于多元主义和互相学习的会议上，这种张力——对外慷慨地拥抱其他文明，对内敌视差异——引人深思。

常车指出，大会本身其实相当多元，邀请了不同文明的学者，不仅限于中希两方。但在宣传层面，逻辑很简单：与希腊关联是因为"希腊很酷"——有一种文化和社会资本是他们想要获取的。此外，中希两国外交上目前相当亲密，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着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双方有扎实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基础。

常车认为主持人的判断基本正确：这实质上是一种"防御性文明主义"（defensive civilizationalism）——中国数十年来一直试图主张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还有其他合法的社会运行方式，他们一直处于普世主义范式的阴影之下，需要自我宣称：我们有自己的文明，我们有孔子。 目前这个国家项目大概就到这个程度，尚未滑向同质化。

八、何晏晓与"唐人街古典学"：两个学术体系夹缝中的生存 (56:50 - 1:05:56)

何晏晓是这篇报道的灵魂人物——一个所有张力交汇却无法整齐解决的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是：改变他学术认同思考方式的并非古典学领域本身的什么东西，而是关于韩流（K-pop）的学术论文。他读到民族音乐学家迈克尔·富勒（Michael Fuhrer）的观点——韩流代表了从东向西文化流动的长期叙事的逆转——从而意识到自己研究的罗马历史中，某些东方思想确实流入了罗马，但学者们从未关注过这一点。传统学术假设的是罗马对东方的影响，而非反过来。

常车引入韩流的例子并非离题，而是要展示：与其他因西方学术界的"后古典转向"（post-classical turn）而感到疏离的中国古典学者不同，何晏晓在那个学术共同体中受到尊重。他找到了一种方式，使自己的研究兴趣契合当下古典学界的前沿方向。

更耐人寻味的是，何晏晓直到去了美国才意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在学术思考中的重要性。他最初纯粹出于对经典的兴趣而来，但到达美国时恰逢种族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古典学沿着种族线开始分裂的时刻。

I didn't even think of myself as Asian. But then now I think about it and I'm like, yeah, I guess I am Asian. And like, I guess I do have certain distinctiveness.

何晏晓提出的"唐人街古典学"（Chinatown Classics）概念描述的是他的研究在遭遇中美两个学术体系的守门本能时发生的事情。当他在罗马史研究中加入中国维度——比如研究匈奴（Xiongnu）对罗马历史的影响——评审人有时会说"这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期刊上，应该投到其他期刊去"。这与帕迪亚·佩拉尔托关于黑人古典学者在主要期刊上发表率极低的研究形成呼应。何晏晓的困境在于，他恰恰拥有其他古典学者无法覆盖的领域——他能读中文和古汉语，能处理中西文本交叉的课题——但这种独特性在两边都遭遇了某种制度性的排斥。

更深层的讽刺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同样不适配。中国学术界当下的气候受施特劳斯和"经典意识形态"影响，何晏晓那种跨文化的、后古典取向的研究方式无法融入。

九、文化权力的不对称：谁有义务了解谁的文明 (1:02:52 - 1:07:12)

柯马丁向常车指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不对称：一个中国学者在耶鲁的鸡尾酒会上问"谁是莎士比亚"或"谁是柏拉图"，会被当场嘲笑；但一个美国学者在北大问"谁是杜甫"或"谁是司马迁"，完全不会受到社交惩罚。全球对于理解中国文明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期望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对称。 在中国如今已成为经济和技术强国的时代，这种不对称为什么还应该存在？这是一个中国人有正当理由提出的问题。

但国家项目能否弥合这种不对称？常车直言：他不认为大型的、引人注目的古典学大会能起到作用。真正能改变格局的是像何晏晓这样的个体学者——他有能力在顶级古典学期刊发表文章，有能力引入中国文本和中国学者，有能力告诉西方学者：要真正理解罗马历史时期，你们必须理解匈奴；要理解匈奴，你们就必须理解中国的史学家。

He's able to make these connections and let the Westerners say, look, you've got to understand China to understand yourselves.

十、十年之后：制度化的方向与领导人更替的不确定性 (1:07:13 - 1:11:16)

展望未来十年，目前具体的举措方向已经相当明确：中国想要在大学中制度化一种兼容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拉丁传统的经典学研究，培养通晓两个传统的新一代学者。政府支持任何申请开展此类项目的大学，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尝试设立古典学专业和院系，增加教授的招聘——对于正在美国求职市场上挣扎的古典学博士们来说，中国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

但这一进程仍然缓慢。刘小枫的施特劳斯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直到近几年才在官方层面获得真正的推动力。而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领导人的体系——领导人在时拼命推动，领导人一走项目就可能搁置。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回避的。

常车提到的两位值得关注的学者指向了这个领域的未来走向：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蒋东贤（Dong Xian Jiang），可能是古典学复兴最重要的专家，当前研究聚焦于儒学原则是否更倾向于证成威权主义还是宪政民主的辩论；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的罗西蒙（Simon Luo），他正在将中国知识分子（如新左派学者汪晖）的理论引入西方政治理论主流期刊的讨论中——这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学生通过西方学术体系上升并反向输出思想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