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上的"打工史"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从春晚舞台看三亿人的身份变迁

本期「边角聊」以春晚舞台上农民工形象的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了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变迁。嘉宾路发自己做了一个播客叫"发声 Radio"，其中专门做过打工历史的梳理。路发本身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农民工"——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快十年，户口仍在农村。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反思自身身份，也是因为最近农民工频频上新闻：内蒙古出台了第一个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地方性条例，10 月 1 日后社保新规出台，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缴纳有了新规定，而灵活就业群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

节目从称谓演变、政策脉络、春晚文艺映射三个维度，揭示了这个三亿人群体从"盲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曲折历程，以及其中隐藏的身份认同危机、权益保障困境与养老难题。路发说，现在很多人自嘲是"金融民工""码农民工"，自称"牛马"，他想通过梳理这段历史，看看这些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也借着春晚里赵本山、黄宏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来切入讨论。

一、谁是农民工：概念辨析与称谓演变

沙老师首先做了概念上的厘清。农民工、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这些说法有很多种表述。国家统计局给的定义是"农民工"——每年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最新的 2024 年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 亿，比 2023 年增加了两百多万，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业人口差不多是 7.5 亿，也就是说农民工占到整体就业人口的 40%——十个工作的人当中，就有四个同事是农民工。

称谓的变迁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路发给出了一个框架性的理解：从最早叫"盲流"，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叫"农民工"，再到官方有意引导的"产业工人"，直至最新的、用来称呼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几个称谓的变化本身就说明这是一段很漫长的发展史。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户籍制度。路发指出，"农民工"自身就带着一二产业的属性——"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虽然 2016 年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限制，但国家统计局依然把农民工作为官方名称。本质上就是：你的户籍还在农村，你只是在城市里工作，那你就是农民工。路发自己就算其中一个。

从群体画像来看，变化同样剧烈。第三产业农民工占比在 2018 年就超过了第二产业，到 2024 年已达 54%。沙老师进一步细分：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的零售、交通物流、住宿餐饮的比例并没有那么高，反而是被归类到"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构成日益复杂。而原来最传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在缓慢下降。路发补充说，从 GDP 的体量上看，第三产业在 2013 年就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中国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服务业大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也在映射这一转型。

二、迁徙萌动：从包产到户到"盲流"管制（1980 年代）

城乡二元体制与"盲流"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60 年代到 70 年代，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农村人口要进城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国家层面出台过多项政策法规，用"劝导或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措辞。"禁止盲目流入""禁止盲目外流"这种标题的文件相当多，这就是"盲流"一词的历史渊源。

沙老师指出，这种现象并非 1949 年以后才出现。中国传统上就希望把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历史上一直忌讳大规模脱离土地到另一个地方讨生活的情况。历史上有"流民""游民"的说法，民国时代苏北一发大水，苏北人就跑到上海来了，道理是差不多的。

包产到户与专业化分工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使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从集体工作模式中脱离出来，农民交完公粮、三提五统之后可以自己留着，极大调动了积极性。有些人擅长种地就继续种，有些人搞起了专业化分工：长三角地区有的发展船运，有的做竹制品或丝制品。深圳外贸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三来一补"这种中外合资加工贸易企业。

两项关键政策推动了农民流动：1984 年沿海城市开放，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路发特别解释了为什么要"自带口粮"——因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里的粮食其实也很紧缺，粮票制度大约到 90 年代初才结束，所以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另一项政策是 1986 年，国营企业开始招收农村劳动力，比如那些乡镇的香烟厂就可能因此吸纳了一批农村劳动力。

路发强调，"盲流"其实并非盲目流动。农民进城基本是邻里乡亲互相带动，一个带一个，形成蜂窝式的组织网络——"比如我从四川出来到广东打工，觉得还不错，就亲戚带亲戚，邻居带邻居"。在一些研究中已经指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农村糊口困难，为了生计出来找新工作、新机会，并非盲目流动。当然也有一些确实造成了管理混乱，当局也会出台政策说城市管理压力太大，要限制流动。但沙老师补充说，这种现象不光是 1949 年以后才出现的——更早的时候就有，比如民国时代苏北一发大水，苏北人就跑到上海来了，本质上就是逃荒和谋生。中国传统上面一直是希望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很忌讳所谓脱离土地去大规模讨生活的情况。

那时候的状态是"离土不离乡"——农忙的时候要回家种地收割粮食，闲下来的几个月再去厂里打工。

春晚早期的隐约指涉

春晚在 1983 年开办，头几年没有明确出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但一些语言类作品已隐约触及社会变化。马季表演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更多表现的是乡镇企业的出现——自己生产香烟，有一些质量问题和夸张宣传，形象非常深刻。陈佩斯表演的系列作品如《吃面条》《烤羊肉串》，里面塑造的形象也会让人联想到城乡差异。沙老师特别提到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吃面条》，两个像哑剧一样的表演——一个城市打扮的知识分子跟一个农民打扮的、戴着狗皮帽子的干粗壮活的青年，围绕着吃面条展开滑稽表演。事后来看，这些形象似乎有隐隐约约的指涉，但在 80 年代刚开始的那几年，还没有明确提到农民工概念。真正开始明确涉及，可能要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三、民工潮涌起：从春晚小品到下跪事件（1990 年代）

超生游击队：盲流的舞台亮相

1990 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可能是当年最火的节目，也是农民工形象第一次在全国舞台上引起广泛共鸣。虽然是 90 年的作品，但反映的基本是前一阶段的社会状态——"盲流"受到管制、计划生育政策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路发重新看这个小品时，特别注意到开头宋丹丹和黄宏用布谷鸟叫声和敲击铁锤作暗号，确认没人来抓他们。宋丹丹饰演的角色有一句经典台词："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盲流！你听听，盲流！离流氓就差一步了！"

沙老师认为，在 90 年这个时间点，"盲流"这个说法出现在春晚上，反映了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农民工的数量和现象已经相当普及了。而且宋丹丹在小品里还说了一句："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直接把盲流管制和计划生育两个社会话题编织在了一起。无论是进城务工的"盲流"，还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而四处流动的群体，这个小品都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处境。

第一代打工妹的抗争

跳出春晚之外，80 年代也发生了很多围绕第一代打工妹的社会事件。路发特别提到了 1983 年的郑雁平事件。这位 18 岁的打工妹在蛇口工业区因参加工会团代会被工厂以误工为由惩罚。当时大家都是一起外来务工的姐妹，就集体抗议。因为制度正在建设中，工会和区党委都来介入——怎么开个团代会就被停工处理了？最终与厂商谈判 56 天后达成协议：不能强制加班，自愿加班每周不超过 36 小时。期间工资照发。路发感叹，这个结果放在当代"可能也会有些映射"——虽然达成了协议，虽然工资照发了，但结论是"可以自愿加班，每周不超过 36 小时"。"自愿加班"这个概念本身，在今天的职场语境下依然意味深长。

南巡讲话与民工潮

进入 90 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加速了改革开放步伐。路发是在 90 年代初出生的，他发现那个时代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民工潮。当时春运的运送能力还不是很强，很多报道记录了二三十万民工积压在一个县的火车站，好多天才能出发。四川作为人口大省和民工大省，情况最为突出。一个车站站长吃着盒饭感叹："大年初一，这些农民怎么连年都不过了，初二初三就挤到车站来了。"

路发回忆起小时候坐绿皮火车的经历——"真的就是挤得人山人海，能站下就可以了"。大家拎着蛇皮袋子、提着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现在有个说法叫提桶跑路，真的那时候是提桶进城务工。"

不像第一个阶段大家觉得你是盲流、甚至有些污名化和歧视的意思，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潮流已经起来了。路发自己也看过那些赵丽蓉拎着蛇皮袋子去面试的春晚画面，觉得"非常有印象"。90 年代初这个时间点的另一个背景是，粮票制度大约在此时取消了，这也意味着农民进城的一个客观障碍被移除——你不需要再"自带口粮"了。

打工奇遇：朴实农民工的正面塑造

春晚上农民工形象明显增多。巩汉林与赵丽蓉的小品《打工奇遇》是印象最深的作品之一——一个老太太进城打工，在一个仿御膳的餐厅里被要求扮成慈禧太后陪客人吃饭。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台词印象都很深："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赵丽蓉饰演的角色起初拒绝——"我是拔拔贫农的，它的成分太高了，我不装这个"；老板说陪客人吃饭时，她更是直接回怼："不行，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沙老师认为，这个小品把农民工塑造成了一个正面形象——朴实、有乡下人的美德，发现老板开黑店、价格欺诈时，会去向有关部门举报。

身份认同的困惑

与正面塑造相对，还有一些小品在尝试描写农民工进城后的身份困惑。

1993 年黄宏与魏积安的小品《擦皮鞋》塑造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农民工：黄宏饰演的角色极力掩饰擦鞋工身份，把擦鞋箱叫"公文包"，把吃早饭说成"喝早茶"（当时广东最流行的说法），希望把自己扮成一个有头有脸的城里人。魏积安的角色则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份。这种对比呈现出农民工进城之后的隔阂感——他一方面在从事体力工作，另一方面又学到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掩饰身份来追求心理上的满足。沙老师认为，这似乎也呈现出农民工进城之后的一种自己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他虽然进了城，学到了一些城市生活的皮毛，但他并不能真正融入，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隔阂。

1995 年小品《父亲》则更为尖锐：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原名叫桂花，进城后取了个洋名叫"海伦"，凭借好歌喉在歌舞厅唱歌获得名气后，父亲进城来看她，她嫌弃老爸"太土"。虽然春晚结局必须走向和解——女儿放下虚荣，承认自己的农村出身——但作品已经触及了这一代农民工深层的身份焦虑。

路发联想到后来的电视剧《马大帅》（2000 年拍的，讲的就是同样的问题）。范德彪在维多利亚歌舞厅当保安就觉得自己非常硬气，"好像在城市扎根了一样"，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伪装，"他也只是学了喝早茶的样子，人家的生活方式他并不能完全理解"。与之相对，赵本山扮演的马大帅非常实诚，该怎样就怎样，把农村人踏实真诚的形象也表现了出来。从农村走向城市，必然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这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

路发补充了社会歧视的细节：因为农民工是亲戚带亲戚、邻居带邻居过来的，所以形成了"江西帮""四川帮"这样的群体。比如擦皮鞋的可能是江西人最开始出来的，慢慢就带了很多亲戚；上海这边做保姆的、做月嫂的，可能一开始都是安徽人过来的。这种无形的地域歧视也加剧了身份危机。在上海也流行叫人"乡下人"——虽然进城后收入有一定提高，但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还有更极端的案例。90 年代一些工厂存在搜身、体罚现象。河南小伙孙天帅因拒绝向工厂老板下跪而成名。当时他在一个电子厂被体罚，老板要求他下跪，但他坚决不跪。"我只是出来打工而已，我为什么还要给你下跪？跪天跪地跪父母，为什么要给一个老板下跪？" 在遭受歧视时，有人选择默许，有人选择为尊严抗争。

农民工作为独特社会阶层的形成

沙老师提出一个重要观察：到了 90 年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城市人口，变成了一个中间态。春晚传统上要照顾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农民、大城市、小城市、老中青都要反映。但到了 90 年代，因为农民工群体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他不得不也必须要照顾他们，让他们的形象在春晚的舞台上面能够被看到"。

这一时期，1994 年《劳动法》正式颁布，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相继出台。这些法律的颁布背后，就是大量农民工进城流动的时代图景。

下岗潮的对撞

90 年代末的下岗潮与农民工群体产生了利益对撞。路发去年去了辽宁沈阳旁边的抚顺——正儿八经的老工业基地，看了露天煤矿，听当地朋友说那些煤矿利润一年不如一年，大家就买断工龄或者被直接辞退。

从统计局数据来看，从 1997 年到 2002 年，国企每年减员 1000 万人，五年共减 5000 万人。这个数字相当庞大。农民工想进城就业，而国企已经容纳不了了。

这场风暴甚至催生了饮食文化。当地朋友介绍说，沈阳的麻辣拌和鸡架就是下岗职工为谋生而创造的——便宜又好吃的小吃。与此同时，乡镇企业面临改制——因为 97 年前后已经在跟美国谈判加入世贸，必须改制以达到国际要求。这间接导致很多人不得不回到农村，形成一波"回乡潮"。正好和下岗工人对撞在一起。路发简洁地总结："对撞了，也没有办法。"好在这个低谷没有持续太久——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四、入世后的黄金十年：从困境走向被看见（2000-2012）

数量激增与地位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决定性转折。沙老师回顾说，这个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看来一下子让中国的整个产业、整个经济进入了新的快车道，积压的产能和制造业潜力被充分释放。农民工在经历 90 年代末的短暂回乡潮后，以更大规模重返城市。

数据变化惊人。路发查阅资料发现：2000 年左右农民工数量约 8000 万至 1.2 亿，到 2012 年统计报告已达 2.6 亿。这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都不能用民工潮来形容"。路发梳理后发现，这个阶段既有困境的一面（从盲流到农民工，各种身份歧视），也有积极的一面——社会开始正视问题，把农民工往产业工人的方向引导，"他确实已经在制造业里面占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地位"。

这十年间，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经历了显著提升。2008 年北京奥运成功举办，对农民工形象有了正面引导，官方开始把农民工往"产业工人"这个称谓上转移。路发提到几个标志性事件：

2008 年三位农民工成为人大代表，登上国家政治舞台。路发特意查了这三位代表主要关心的话题：工作技能培训、子女入学问题（孩子可能还在老家）、家里老人怎么办、住房问题、养老待遇、以及职业病的防治。"你登上了政治舞台，相当于国家在政策上面也想正视这个问题，想去解决一些东西。"这些关切的议题，恰恰就是几亿农民工日常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

2009 年，《时代周刊》采访深圳工厂员工，将他们列为年度人物，与美联储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放在同一张封面上，标题就是"中国工人"。这已经是对农民工地位非常肯定的认可了。

春晚上的转变：从国家主人翁到农民工之歌

春晚上的表达也在变化。2000 年黄宏的小品《小站的故事》讲述了东北农民工在虎河站遇到台湾同胞的故事——当时发生了台湾 921 地震，农民工想把年底挣的钱捐给台湾同胞赈灾。沙老师指出，这时候农民工已经被塑造成了"国家主人翁的代言者"，伸出援手的形象，"把农民工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个小品还和当时的社会主流事件产生了交集——两岸关系、赈灾精神，都被嫁接到了农民工形象上。

2008 年王宝强登上春晚唱响《农民工之歌》。王宝强本人也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工演员"。他的电影《天下无贼》中也是一个最正面的农民工形象——一个单纯的农民工"傻根"，以至于把刘若英和刘德华演的两个贼都感化了。后来《马大帅》拍到二三部以后，马大帅这个角色也变得非常正面，甚至办学校。文艺作品中农民工的形象已经有了赞美的角度，不再像前些年那种"油嘴滑舌、偷鸡耍滑"的负面形象。

讨薪困局与总理讨薪

然而，繁荣背后是尖锐的权益问题。2005 年黄宏小品《装修》中，装修工"黄大锤"——"八十、八十"的砸墙声让观众印象深刻——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装修完，工钱得马上结，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虽然是善意的喜剧误会，但已经非常隐约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心声。农民工的权益怎么保障、工资是不是会被拖欠，已经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

讨薪难有其宏观政策脉络。1994 年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事权和财权不太匹配，地方政府开始实行土地财政。1998 年住房改革后，大家更有动力做土地出让、盖楼建楼，建筑工地吸引了大量农民工。不良包工头层层转包、欠薪成风。有说法认为"农民工最大的债主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借债建设房产，资金链条的末端就是被欠薪的农民工。

路发讲述了"总理讨薪"事件：温家宝到三峡库区走访时，不想被当地官员安排路线，临时中途下车走进一个村庄。村民熊德明非常有勇气，直接跟总理说丈夫在县城当建筑工人，被欠了两千多块钱始终没拿到。温家宝当天就跟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晚一家人就领到了工资。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讨薪潮。

但也发生了恶性案件。宁夏一位农民工急需用钱，包工头不仅不给钱还辱骂他，导致他激怒杀人。新华社做了长篇报道。路发感叹：大家出来本就是为了谋生、增加收入，赚钱是最核心的诉求，"你还欠薪或骗或推迟，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很深刻的矛盾"。

断指之痛与维权先驱

珠三角地区的断指事故令人触目惊心。北京青年报一篇叫《断指之痛》的文章给路发留下了很深的震撼。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的调研显示，每年断指案件约三四万宗，被切断的手指达四万只。"断指"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手指头断掉——真的很吓人。广东的手外科因此成为全国最好的，"因为断指太多了"。

原因在于：90 年代外商投资引进的往往是从四小龙地区、港澳那边淘汰的陈旧设备，拿到内地投资建厂。十四五岁、十七八岁的进城务工年轻人没有完善的培训，工作时长又很辛苦，一不小心打个盹，手指在机器上就没了。而且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打官司维权非常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工出身的自学律师周立泰在 1996 年介入了几起诉讼案件，开创了司法先河。当时有良心的工厂断指赔偿也不过五千块。周立泰认为"一只手指才五千块"太少了——一个人因为断了手指，后半生几乎就成了残疾人。他主张把假肢更换费用和未来三四十年的费用全部计入赔偿，而且打赢了官司。这也推动了工伤保险相关法律的出台。路发感叹：现在大家觉得签劳动合同、有五险一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一二十年前是非常罕见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推动的过程——从第一代打工妹郑雁平争取不加班的权利，到周立泰为断指工人争取长期赔偿，再到后来密集出台的劳动保障法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

还有"开胸验肺"事件——农民工为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不得不采取开胸手术获取证据。沙老师说当年看到这个新闻"汗毛直竖"。路发补充说，那时候他正准备高考，开胸验肺还是高考作文的参考资料。

农民工子女与心理危机

2006 年春晚小品《打工幼儿园》具有指标性意义——它把视角对准了农民工的下一代，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和代际传承问题。这个小品本身可能没有那么有趣，但反映的话题很深刻。沙老师回忆，大约在 2004 到 2006 年间，他还在大学时就骑自行车去上海五角场边上的"城中村"民工小学支教，给孩子们上英语课。那个区域当时全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里面有所谓的民工小学。"即便到现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

路发去年还看了一部纪录片叫《风起前的蒲公英》，讲的是北京一个打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以唱诗班的故事为切入点。这个学校还拿到了国家教育部的批文。

农民工二代的心理问题往往被忽视。"沙马特"现象是一个典型缩影。路发提到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和网上鬼畜的"洗剪吹沙马特"歌曲。第二代农民工十四五岁辍学，或者跟着父母作为流动儿童到了城市，身份认同尴尬，"只能通过一些夸张的造型、奇装异服、很奇怪的发型和颜色来保护自己。其实他内心不知道该怎么和当下的环境和社会做好的互动"。这些心理问题确实往往容易被忽视。

2010 年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推到了台前。沙老师指出，这件事后来变成了一种模仿行为，整个事件催生了很多相关法条出台——工伤、职业病、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都在 2010 年前后密集出台。路发认为，大家确实关注到了，除了讨薪问题以外，"这些心理问题、工伤、身体问题，已经发酵到你必须要拿到台面上来讲了"。

春晚作为社会观察窗口与文艺作品中的暗面

沙老师提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观点：春晚当然承担着"统合全国人民人心"的作用，但正因如此，通过春晚的节目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春晚的"冰山"之下，蕴含着社会讨论或关注的焦点。

除了春晚之外，2000 到 2010 年间还有其他文艺作品值得一提。但也有黑暗面：路发提到了"杀猪仔"和"盲井"——那个年代有人在火车站骗人说能帮你挣钱，实际上把人骗到煤矿上去，刻意制造矿难事故然后冒充家属拿赔偿。王宝强的电影《盲井》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最后那两个杀猪仔被他感化了，起了内讧——这也是王宝强一贯的戏路。路发看了很多资料中记载的这些故事，觉得非常深刻。

更令人唏嘘的是黑砖窑事件——2007、2008 年前后，拐骗智障人士、流浪人士、残疾人到砖窑厂从事非法用工，高强度劳动、不给工资。路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发生：湖南六月份刚解救了几个智障人员，广西那边又出来案例——对于一些大龄智障人士，砖窑直接把人踢走，不管死活。"历史可能还是在重演。"

五、新时代农民工：从工厂到外卖（2013 年至今）

新生代的身份转变

2013 年以后，春晚上的农民工形象发生了质变。沙老师观察到，这些形象的身份状态跟早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表达的场景还是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已经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是成为了"城市新市民"的一部分。虽然从事服务业或体力工作，但做的事情本身有一种"这个城市也是我的"这种感觉。春晚想给予他们一种新市民的身份——他们开始融入城市，至少自己希望能够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

到了 2013 年以后，已经出现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他们有可能不是来自农村，可能就是出生在城市或城郊。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许和向往也反映在春晚的作品中。2014 年小品《扰民了你》讲述三个年轻农民工在地下室组乐队排练，跟北京老太太房东发生冲突，最后老太太被年轻农民工对梦想的追求所打动，互相感动。他们不光是为了赚钱回家造房子，还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打工之余，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有我自己的爱好"。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登上春晚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不再是小品相声里被塑造的角色，而是真正的农民工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沙老师认为，文艺节目不断扩展，侧面暗示了农民工规模体量不断在扩大。路发补充说，2016 年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春晚里也开始出现快递员、家政人员等新形象——这些国家统计局定义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搬上了春晚舞台。这种变化和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同步的。

官方报告将 1980 年后出生的人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路发指出，这些人并没有务农经历。最早那代农民工有务农经历，觉得"我只是出来挣钱的，将来养老还是要回农村"。但 80 后、90 后对乡村可能没有太多记忆，进城以后"有点像美国的二代移民"——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可能会觉得"我也算是半个城里人、半个市民，我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比父辈想得更开明。而且沙老师观察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到了 2013 年以后已经出现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他们有可能就出生在城市或城郊，不是从农村迁徙过来的。他们对城市的期许和向往自然和父辈完全不同。

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学历提升。路发对比 2024 年和 2012 年的报告，发现农民工学历有了很大提升——出现了"大学生农民工"。背后原因是 2000 年后的高校扩招，让更多农村出身的孩子有机会读中专、大专甚至本科。但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很多人只能读到中专或大专，在职场竞争压力下没有特别好的选择，不得已仍成为农民工。他们又不想回到农村，"留不下也回不去"成为普遍困境。路发坦言自己也有同感："在上海有一种留不下也回不去的感觉，就卡在这里，会有一个比较挣扎的状态。"

从工厂到平台：新就业形态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2013 年左右饿了么这种外卖平台出现，还有各种网约车平台（包括当年的 Uber，虽然早就退出了），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国家统计局官方把这些群体定义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春晚里也多了很多快递员、家政人员的戏码。

2016 年春晚已经出现了反映这一变化的作品：小品《快递小乔》讲快递员故事，潘长江和蔡明的《网购奇遇》也直接相关。

2018 年美团骑手报告显示，三个外卖骑手中就有一个来自工厂。路发提到一个媒体报道：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工厂出来做众包骑手，因为工厂月薪才五千，而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当骑手，勤快些能挣六七千甚至上万。而且时间更自由，"不会像工厂流水线一样，那么多行政规章制度"。收入更高、时间更自由，大家自然有得选。

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令人震惊。路发列出了一组数据：货车司机约 3800 万——这个数字让他非常震惊，他们就是网购电商背后把快递运来运去的人。快递员近 500 万，外卖骑手约 1400 万，持证网约车司机 750 万（坊间估计实际一两千万）。各个统计来源不同，但粗算下来这些人可能接近一亿。这个体量非常庞大。

但风险同样在转移。沙老师引用一份报告指出，外卖骑手的事故伤亡比率已经超过了当下的矿工。一方面矿工安全保障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事故率越来越低，不再是"盲井"那个时代了；但另一方面，骑手每天在城市里穿梭，出事故概率很高。

打工人的焦虑与三亿人的处境

路发整理资料时正好赶上京东宣布加入外卖大战并承诺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上了新闻热搜。他认为这些能上新闻也不足为奇，因为体量确实已经很庞大了。当一个群体的规模大到接近一亿人时，他们的社保问题就不再是边缘议题。

路发感叹：像他一样的人，或者叫"沪漂""北漂"，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在外打工，将来怎么办呢？父母那一辈也是农民工，也要老去了，自己可能"留不下回不去"。确实有一亿人甚至三亿人正处在这个处境当中。很多农民工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亲密关系——老婆孩子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在外打拼；也有很多女性在外面务工，孩子扔在家里给老人照看。又要担忧工资和日常开销，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他觉得通过历史脉络的发展，让大家知道"好像真的有一亿人甚至三亿人正在这个处境当中"，是不是能有机会做一些事情或影响一些事情。当然他也说没有想那么远，"只是觉得先把这个现象梳理出来"，因为在梳理过程中他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开眼界"。

沙老师也说，有些东西确实是"房间中的大象"——在社会中占很大比例，但能见度相对不高。每个人也生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或不太感兴趣。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掀开一个角"。

六、养老困局：三亿人的未来

老一代回不了头

沙老师指出，老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面临退休养老问题——打引号的"退休"，因为对他们来说退休概念未必存在。广东曾出台政策禁止雇佣大龄农民工，理由是保障其身体健康——年纪大了从事体力工作可能引发职业伤害。但讽刺的是，政策出台后不久，四川省就发了一个函，强调要保障大龄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一个是广东发的，一个是四川（农民工大省）发的——广东说不让干了保护你身体，四川说这么多大龄农民工没有工作了、社保又比较低，养老问题怎么办？

路发说最近还有什么快餐店提出招募退休员工的新闻。沙老师直接点破："可以少交点社保嘛。"

路发的父母就是那一辈农民工，"只要还能干就肯定会找机会赚钱，哪怕不签合同"。中国传统父母非常注重家庭、注重子女，希望子女能够有比较好的工作和家庭，他们会积极地帮孩子攒钱。哪怕 65 岁了也没有退休概念，会继续工作赚钱。传统上叫"养儿防老"，但在路发看来，现实是反过来的——很多年轻人还在承担着养父母的压力。

社会安全网的缺失

路发学金融相关专业，一直在看国家财政报告。目前国家财政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保险的补贴大约一两百元/月——"这个钱哪怕在农村可能也不是特别够"。

他提到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学者和一些媒体人在呼吁，是否能把基础养老保险补贴提高一点——不用很多，提到五百、六七百或八百元。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老年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差不多就有保障了，不用自己特别辛苦打拼，也不用向孩子要钱。

他从经济学"社会安全网"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正向循环的逻辑：如果他这种在城市打工的人，父母每月能领到七八百的养老金，那他个人的负担就会小，就愿意多消费。大家都在讲刺激消费，其实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四五十年了，确实现在要面临养老问题。是不是能更好地平稳过渡下来，让年轻人养父母的压力小一些？传统说养儿防老，如果父母的养老有了依靠，这三亿农民工或一两亿人有了依靠，那年轻人压力也会小，自然也会刺激经济发展，让社会更有活力。"

不过沙老师也坦言，中国的社保养老体制目前仍是"敏感的双轨甚至多轨体制"，"不方便在节目里多聊"。

七、历史的镜子与未来的方向

路发表示会继续做农民工历史的梳理工作。沙老师也说，将来有类似的话题也可以请路发再来多聊聊、多交流。他说，一方面这是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先是比较自私地把个人成长经历和背后的时代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大家在城里自称"牛马"，确实有些焦虑。但如果能看到背后更庞大的历史发展线之后，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先把自己的状态疗愈好，然后慢慢地去面向未来。"

沙老师最后也开了个玩笑说，将来路发可以聊聊"广义的牛马、狭义的牛马、或者自认为牛马的打工史"——这也是可以展开的话题。节目的源起是 10 月份的社保新政，但讨论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条政策本身。

这三亿人的故事，也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侧面。从春晚这面经过修饰的镜子中，我们仍能折射出真实的社会变迁——他们的困境与希望，值得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