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34 社会病理学：重建现代社会的新常识 - 主题精读稿
Vol.234 社会病理学：重建现代社会的新常识 - 主题精读稿
前言：从中日社会病理学的相似性谈起 (00:00 - 04:00)
本期播客由何必主持，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孟庆延老师探讨社会病理学的核心议题。何必在2023年日本旧书店偶然发现一本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病理学著作，其中讨论的议题——个人病理（毒品、酒精中毒、自杀）、家庭解体、城乡割裂、阶层差异、文化病理、城市化边界感问题——与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高度重合。这引发了核心问题：中日两国相差60年却遇到相似社会问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孟庆延认为两者都不是。社会学的分支体系（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源于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分科化发展。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曾批评"社会学退回到当下"，意指学者在解释当下问题时，忘记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现象及其解释逻辑。
一、社会学的本质：穿透历史的思维逻辑 (04:00 - 10:26)
社会学本质上具有穿透历史、穿越周期的基础思维逻辑，很多现象可能很新，但解释和逻辑可能并不新颖。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组成群体、社会后，因文化、文明、习俗、制度等群体现象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即便分析单独的个体——比如一个人为什么抑郁、为什么失业——本质上也是要揭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社会学的诞生源于18、19世纪应对"17世纪总危机"——这是现代性的第一波总危机。当人类部分国家和文明进入现代化节奏，在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孔德命名了这门学科，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成为重要奠基人。有趣的是，除涂尔干外，其他人基本不称自己为社会学家——马克思从未自称社会学家，韦伯自认是经济史研究者。
三位奠基人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生产结构角度切入，方案是革命
- 韦伯：从"世界图像"（人对世界的理解）角度，主张通过责任伦理突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冲突
- 涂尔干：从社会分工角度，在《自杀论》中分析有机团结社会中人们心灵状态的失序，后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提出通过法人团体重建社会共识和社会团结
他们给出的方案不一样，但逻辑是一样的：所有个人问题的背后，都是社会的制度、文化习俗出现的状况。
胡适曾说"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回溯这段思想史会发现，单独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问题——你连发现问题的眼睛都没有，也没有解释问题的工具。
二、现代性：普遍历史趋势与文明差异 (10:26 - 14:07)
**现代性是一种普遍历史，是人类很难阻挡的历史趋势。**它最早发源于西方，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技术变革密切相关。但这里存在巨大张力：不同文明遭遇现代性的时间点和起始条件不同。
孟庆延明确反对"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的观点。在遇到现代这个门槛之前，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明系统——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还体现在社会结构、社会伦理规范的共识上。中国、日本在进入现代性之前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与从中世纪走出的西方、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截然不同。
不同文明以不同姿态、在不同时间点进入现代性，其反应和社会症候会有所差异，但也有共通性。比如几百年前伦敦也被称为"雾都"，这是工业化的普遍结果。马克思讨论的"异化"在东西方世界是一样的——什么是异化？就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置换。学习本是扩充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的手段，但在各种加持下，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
"中国和日本相距了60年，就是社会病理学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中国的社会问题出现并不是只有这40年。"回看1925年、1919年，甚至1898年戊戌变法，社会问题早已开始出现。
三、不应将现代文明本质化为西方文明 (14:07 - 20:32)
何必指出一个重要认知：我们常把现代文明本质化为西方文明，认为它是欧美自然发生的产物。**但社会学学科的诞生恰恰表明，尽管现代化是欧洲最先面对的独特历史进程，它却带有普遍性。**现代化与欧洲文明自身传统也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种表达就是社会学的诞生。
孟庆延以1919年施存统的《非孝》为例。这篇文章抨击中国传统孝道，将其与封建家长制、对人的压制联系起来，引发剧烈讨论。"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问题我们在1919年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也可能我们比他们早了60年。"
早或晚本质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像东亚这样的社会在遇到现代文明时，普遍会出什么问题——某种意义上同大于异。
学者对西方模式的普遍化倾向在学术界体现得最明显。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典争论——中国明清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背后预设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为参照的判断标准。内藤湖南1920年代的《唐宋变革论》将这个时间点还往前推，提出"唐宋近世说"。19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大争论——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本质上也是在以西方标准定义中国。
怎么看待现代化？必须承认几个事实：
-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或早或晚都会遇到的普遍历史，以工业化、生产技术发展和贸易网络全球化为前提；政治上是个人权利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 不同文明进入现代性的时间有先有后，进入时的生态位有优有劣
- 不同文明在进入现代性之前，已发育出各自的文明系统——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社会组织模式
四、费孝通的洞见：差序格局与双轨政治 (20:32 - 27:23)
东亚社会是典型的以家族和血缘为纽带勾连社会的方式。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两个核心概念——差序格局与双轨政治——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件事。
费孝通的经典论述：中国社会是一块石子投入水面，一圈圈波纹扩散出去，每个中国人就像那块石子，以亲疏远近判断人际关系。这种亲疏远近的判断来自宗族、宗法血缘伦理。由此，费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主义伦理。这个特殊主义伦理本质上是普遍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亲疏远近的特殊主义伦理，判断亲疏远近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性。
双轨政治的厉害之处在于：在交通、技术、信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这个文明历经改朝换代却绵延千年，正是因为扎在每个人心里的这套自组织逻辑高度稳定。唐代的父子关系和明清的父子关系没变过，所有人——皇帝、公卿士大夫、普通人——都共享这套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需要极高行政成本维持，地方社会靠普遍的特殊主义伦理实现自治。
但这套系统进入现代时遇到了剧烈麻烦：
**第一个麻烦：公共性难题。**这套普遍的特殊主义伦理很难建立公共性，普遍规则难以建立，大家找不到边界感。中国人最喜欢说"分寸要拿捏"——这是心里的默会共识。但现代社会讲每个人平等，而中国人心里"我跟我父亲天然不平等"，在最亲密的父子、夫妻关系中都很难建立平等关系。
**第二个麻烦：个人权利与国家能力的张力。**现代性起源于个人和国家的双向成长，现代国家能力空前增强。传统靠特殊主义伦理组织的国家无法应对剧烈的现代外部冲击——如何集中力量干大事？既要保证个人权利，又要形成统一意志应对外部冲击，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难以避免的第二个难题。
**第三个麻烦：传统文明系统与现代平等观念的冲突。**东亚传统社会中女性位置不高，社会以家庭血缘共同体为核心而非以个人为核心，看的是你在共同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五、人生意义的反复追问：从1920年代到今天 (27:23 - 32:13)
千年文明系统进入现代门槛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应对和解决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即各种"社会的病"。这些病在很多时刻都出现过：1910-20年代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1980年代中国社会也有，今天又有。
**为什么人生意义的讨论会在不同历史节点反复出现？因为在东亚社会进入现代之前，人生意义根本就不是问题。**个体的人生意义在共同体中早已确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的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赋予了你的意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濡以沫、举案齐眉。从出生那一刻起，人生意义早就给定了。
现代社会不一样。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理念。而且传统社会中人生意义的规定性不是靠人天天教导，而是所有社会节奏和生活节奏都被制度化和组织化安排好了——找对象不是你的事，婚姻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能见不到自己要娶或要嫁的人。
今天很多人讨论"45度青年"——又躺不平，又卷不动，又觉得人生无意义。孟庆延提到一段让他感慨的脱口秀：一个不太好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说，"我知道我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但我也很知道我孔乙己长衫底下什么也没穿。"这句话表达的是无力感——当人从先赋性的制度和组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人生意义到底在哪？
鲁迅在1920年代就讨论过"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来到上海这种光怪陆离的大城市，要怎么开始新生活？传统文明在现代性规则面前被碾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经历覆灭过程。破旧之后还要立新，传统文明迈向现代化需要重建常识、重建共识。
六、现代化的本质：打碎旧常识，凝聚新常识 (32:13 - 35:22)
所谓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地打碎旧的常识，不断凝聚新的常识，并在凝聚新的常识的基础上，不断构造新的共识和一个社会的默认值的过程。
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会形成阶段性常识。传统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然的社会常识，不按这个走的都是离经叛道。但时代不同了，常识也会变化。打碎常识的过程是痛苦的——那位50岁山东的脱口秀演员房主人，在今天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走出来。打破旧的常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可能还有比它更艰难的过程——重建一个社会的常识。立新要比破旧更难。
以"杀人犯法"为例。在中国传统司法体系里，为父报仇可以"杀人不犯法"，寻仇是有情可原的，因为父子伦理是上位规则。今天"杀人犯法"是共识吗？也不完全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认定有很多困难，但为什么依然要认定？因为公民保卫自己权益、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这是新的社会共识。
一个社会里的共识会在不同阶段打破、重建。在社会稳定期，常识变化是缓慢的；但在技术、经济、政治、国际格局都在剧烈变化的时期，变化可能是突发的、爆发式的、带有挑战性的。
社会病理学第二季应该从常识的变化、常识的裂解和常识的重建这几个角度展开：哪些常识还有用？哪些常识被击碎？哪些常识正在瓦解？哪些常识需要重建？
七、现代文明的基石：平等与自由 (35:22 - 37:39)
每个文明建的常识不见得一样，但底座可能有共通处。现代文明最基础的点在于强调平等和自由。
**平等一定不是指起点一样。**每个人的起点绝不可能一样——你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原生家庭、生活环境、城市、国籍、肤色，这叫先赋性。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不管你出身什么样，社会都要提供一套尽可能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制度，来最大可能地弥合出身的不平等。
**自由的问题不在于自由程度有多大，而在于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每个人发挥自由权利的前提是以不损害他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为前提。
还有更多常识需要讨论：公权力与私权利、公德与私德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普通人怎么认识这个边界？执法者、立法者、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认识？看上去简单，真讨论和执行起来复杂得多。
社会学的核心使命不是去解决社会现象，而是直面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背后，在社会常识与社会默认值的意义上，讨论这些现象背后最基本的基底原理究竟是什么。
八、大学教育的用处：塑造思维方式 (37:39 - 43:36)
严复最早将社会学著作译入国内，译介了《群学肄言》，还有《群己权界论》，涉及自由、平等、公权力、私权力、边界等核心议题。
回到当下生活，个体的具体体验不可回避。宏观层面一切都在发展，但个体层面却过得并不舒服——过度内卷、过度忙碌，生活似乎没有变得更好。高校青年人感受尤其明显：被体制异化，升学要求的考核标准让人从入学那刻起就要精心准备，学习知识变成了竞争手段，大学四年变成按要求填表格的竞赛。
孟庆延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体会到很多"蜷缩"状态。有人感叹"脱下长衫里面什么也没穿"，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也不是教育与应用不匹配的问题——是大学教育起什么功能这个常识出了问题。
说数学没用太滑稽，说社会学没用倒可能恰当，因为很难定义它有什么用。但表达不出来有什么用，不等于没有用。**它是一种对人潜移默化的看待世界和分析问题的方式的塑造——这是大学的用处。**数学学得好的人逻辑性特别强，脱口秀演员讲段子看似跟数学没关系，但梗与梗之间严丝合缝的逻辑，就是学科赋予的特质。
社会现实让人感到蜷缩，但00后从小接受"我的人生有无限可能"的教育。无限可能与现实的蜷缩，塑造了社会普遍的紧张。社会病理学第一季拆解了这些结构性紧张如何出现——心理问题、房子问题、职业问题。第二季想从常识角度给出肯定性答案：符合现代社会的常识原本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在理论层面、社会现实层面、制度安排层面分别是什么？这些之间的张力从个体角度怎么弥合？
"想脱掉长衫的孔乙己怎么能让自己里面穿着衣服？怎么认识到自己其实是穿着衣服而不自知？在躺平和内卷之间能否找到一种积极的方式？小镇青年如何重构积极的生活方式？"这些都需要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常识问题、重建常识问题展开。
九、学者的角色：提供逻辑，而非药方 (43:36 - 47:00)
孟庆延明确表示：不是提供药，是提供逻辑，提供可能性。"如果我给出特别具体的药方，你们千万别听。我给出确定的药方——在职场、在这个行业里应该怎么干——我要么就是神仙，要么就是骗子。"
**学者最大的自大就在于认为给出一套社会方案大家照做社会就好——这叫社会工程学，大概率建设不了美好社会。**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默认值是：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
学者能做的是给出关于现代社会常识的基点性、起点性讨论，或者讨论的起点、线索、方向，然后把它变成共创式讨论——让大家在节目里不见得收获答案，但能找到思考问题的方式，或重建自己常识的可能性。重建常识也有自由的边界——哪些是现代文明所必须有的，在有这些共性基础架构的前提下，再讨论多样的可能性。
孟庆延用何勇的歌词收尾："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现代社会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人生，你就一定会听到无数个正确答案。
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在今天依然有用。先把问题背后的逻辑——重建现代社会基本常识的底层逻辑——讲清楚，然后再开放式地一个一个讨论都有哪些问题。
正如孟庆延所说："我们先从重建常识开始。"